仇恨日民众纪念逝者

（本报讯）今天是5月20日，为柬埔寨“受害者纪念日”（民间俗称仇恨日），全国放假一天，各地民众通过各种方式纪念逝去的亲人。

民众重演当年红高棉施暴的情形

520因为与中文“我爱你”发音相近，一些人会选择在5月20日向心仪之人告白、求婚、订婚或进行任何诉说爱意之举，因此被称为“表白日”、“求爱节”。

而在柬埔寨，这一天却是一个悲伤的日子。

今日上午，民众在金边、暹粒、磅湛、西港等地举行仪式，纪念在红色高棉中死于非命的罹难者。

民众在磅湛省举行纪念仪式

民众在西港举行纪念仪式

“仇恨日”是当年红高棉垮台后，由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政府（1979年至1991年）制定的。

红色高棉统治期间，在柬埔寨的大部分家庭都有成员因处决、虐待、劳役或饥饿而死亡。

以下是红高棉幸存者占帕（Chan Phay）等人的回忆：

（本文原文曾刊载于本报2016年2月18日）

1975年4月，被“红色高棉”政权赶出金边的妇女与儿童在路边休息。

1975年初，新政权进入金边前，占帕（Chan Phay）像大多数柬埔寨平民一样，过着相安无事的生活。那一年4月17日，“红色高棉”攻占金边，随即开始驱赶市民出城，三天内，金边成了空无人烟的鬼城。新的领导人是波尔布特决心通过把市民赶出城市，强迫他们到农村进行体力劳动，来净化和消除人们的资本主义气息。当时年仅20岁的占帕和丈夫在村里做点小生意，贩卖种猪和家禽，以此养家糊口。两口子远远算不上资本家，没有受过教育，但也算安居乐业。

一夜之间　原本的生活全部被改变

但突然间一切都变了。占帕说：“昨天都还好好的，生活一切如旧，今天我们突然就不能出去做生意挣钱了，不能在家里自己做饭只能吃集体大锅饭了。红色高棉士兵拿走了我们家里所有的东西，尤其是那几两黄金。我想反抗，但他们手里有枪，有长得像菠萝一样的各种手榴弹”。

而占帕不知道的是，红色高棉当时已经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柬埔寨人，医生、教师、律师以及任何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是需要清除的人。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把柬埔寨的历史改成“元年”（Year Zero）。而在他不到4年的统治期间，他和他身边的领导人们，残杀了柬埔寨200万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其中许多人在全国各地被称之为“杀戮场”（Killing fields）的地方被行刑。波尔布特希望将柬埔寨变成一个没有阶级，没有不平等和压迫的“乌托邦”社会，而所有反对或者不符合他计划安排的人，一律被杀。

40多年后，大多数当时被认为符合共建“乌托邦”社会的政策，现在已被判定为犯罪。波尔布特本人在1997年病死，而其他的红色高棉领导人则被以罪犯的身份送上法庭。2005年在联合国帮助下，金边成立审判红色高棉特别国际法庭。检察官和陪审员们花了10年时间搜集大量证据，基本证实了红色高棉政权的几项罪名：对柬埔寨国民实施监禁虐待、谋杀、强制搬迁、强迫人民在全国各地进行高强度体力劳动、对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大屠杀。

但似乎律师、检察官等法律界人士，以及大部分历史学家们或忽略或遗忘了红色高棉最“家常便饭”的一种犯罪，而这一罪行通常可以决定像占帕这样的柬埔寨妇女的生死，那就是“性暴力”。

丈夫遭谋害　恶人趁火打劫

当红色高棉部队风卷残云的冲入占帕所在的柬埔寨西北部小村子里时，占帕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士兵们都想要搜刮黄金。但她没想到的是，红高棉士兵把她和丈夫分开了，两人被发配到不同的工地。周围都是陌生人，每天的工作让人精疲力竭。

柬埔寨人的生死被“安卡”（柬埔寨语，即“组织”）所决定。大多数柬埔寨人都不知道谁在掌控这个国家，只知道他们的领导就是“安卡”，这样一个抽象的名词在不断向人们灌输服从意识和恐惧心理。

即使被分隔，占帕和丈夫每天仍然通过朋友试图秘密联系上对方，得到爱人的一点儿消息。后来，她利用每天上午10点的一个劳动空隙回到家乡（他们家的房子已被充公），和丈夫在一棵树下相见，他们可以一起吃午饭了。

但好景不长，“有一天午饭时间，我像往常一样去树下，却没有见到我丈夫”，占帕说：“我到处找他，直到有个村民告诉我，我丈夫被红色高棉的人带走给杀了，那个村民要我别再找了，没用的”。

在那一时期的氛围下，即使红色高棉杀了你的家人，你也不能哭闹。但占帕却歇斯底里地尖叫嚎哭起来。“我朝红高棉士兵怒喊道，如果他们杀了我丈夫，为什么不干脆把我也一起杀了？！我的家人全在这场浩劫中死了，我的丈夫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然而没过多久，有人告诉占帕，有个男人想娶她。那个男人叫鲍阿（Poa），是本地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地头蛇，负责他丈夫工地工作组的管理，与红高棉关系密切。有人告诉她鲍阿很喜欢她，“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起开始有这种企图的”，占帕说：“但我那是已经明白为什么我的丈夫会被杀害了”。

占帕严词拒绝嫁给鲍阿，她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不可能嫁给一个故意害死自己丈夫的男人。即使她之前早已见识过红高棉的凶残，但她却怎么也想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遭人性虐　牢笼中女子的悲惨命运

就在他拒绝嫁给鲍阿的当天下午，几个红高棉士兵将她从工地带走，押至一个由寺庙改建的思想政治教室。他们把她脱得只剩内衣，然后把她的手绑在墙上脚绑在地上，她整个人就像个大写的字母“X”被留在了教室内，随后鲍阿走进屋内，对她实施了强奸。

随后的几天里，鲍阿每天都会来这间教室，通常他先强暴占帕，然后其他十来个士兵继续。占帕记得有些士兵年纪还很小，枪杆都是拖在地上走路的。占帕回忆道：“那间教室里大约有30个妇女跟她一样被绑着，有些还是她之前熟识的邻里，有结婚了的有还是单身的。士兵们有时会松开几个女人脚上的绳子，并把她们带到另一栋房子里去，带走时还会特意跟剩下的女人讲，他们会把这几个女子带走轮奸。

那些士兵有时候甚至用上竹棍插入女性下体，对其实施性虐。而当他们的‘游戏’结束后，有些赤身裸体的女人被直接浇上汽油活活烧死了”，“士兵们随意强暴我们，屋里的女人们，没有人可以帮到其他人，我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对方被蹂躏”。

而在其他时候，士兵们都会把女人们绑起来，即使是在喂饭的时候也不松开。占帕说：“他们给我们一些米饭，拌着我们农村喂猪是用的野菜”。

她自己也不敢想自己是否还有生还的可能，因为自从她进入这座牢笼起，还没有看到有女人活着被释放的。她只见到身边被绑着的女人一个个死去，天气炎热，蚊虫苍蝇到处都是，有的人死了仍被绑着几天没人管，尸体都腐烂发臭甚至长蛆了。“通常有新的女人被带进来时，才会移走已经死了的人，只是换一个新人取代那具尸体而已”。

抓住救命稻草　走出魔窟

当时有一个农民负责看管临时监狱的士兵们的伙食。饿得奄奄一息的占帕向他求助，他有时会给占帕一点儿水喝，有剩下的碎肉也会给占帕。“我们之前并不认识，我不确定他为什么会对我有所同情”，占帕能够勉强维持身体所需能量，于是在所有被关押的妇女中，她是有力气哭喊得最大声的那个。

占帕意识到那个送饭的农民是唯一有可能在红高棉杀她之前，帮她逃出这座监狱的人。占帕不知道自己还能在这个地方存活多久，但她可以肯定自己只剩几个月时间了，因为她已经出现了怀孕的征兆。而在这种地方，怀孕就意味着不能再满足那帮人的兽欲，她便不再有价值，因此怀孕就是意味着死亡即将到来。

所以接下来的日子里，占帕多次苦苦哀求那位送饭的农民，最终他同意试一试。他去找到了鲍阿，用自己存下的几两黄金把占帕“赎买”了出来。他承诺占帕会照顾好她，让她身体恢复健康，重回当年的美丽模样。

鲍阿收下了金子，并同意放了占帕，但占帕永远都记得他被放出来时鲍阿对她说的那句话：“就算你死也不同意嫁给我，我还是占有了你”。

以建设社会需要为由　肆意助长性暴力

柬埔寨人把结婚看得很重，新人甚至愿意举债大办婚礼，各种布置、音乐、菜肴都要尽可能好，接待宾客的帐篷设在街道上引起交通拥堵都不会有人在意，音乐声噪杂扰民也会被原谅。

然而1978年红高棉统治下，桑占托（Seoung Chanthor）的婚礼礼堂可没有如此美好。桑占托是成千上万个逼迫嫁人的新娘之一。当时不知所措的她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突然带到一间大厅，当时她还穿着那件红高棉时期一成不变的黑衣服，与其他6名新娘一起被迫举行了婚礼。婚礼大厅现场什么都没有，墙上地板上没有装饰、新娘甚至都没有一朵头花。桑占托记得当时一个红高棉领导站在台上，对大家说：“你们都是‘安卡’的孩子，所以我们不用再邀请你们的父母来参加婚礼了”。

唯一的仪式是新人共同手捧一个小碗，装满水，里面浮着一朵小黄花（现代柬埔寨婚礼中已被象征佛陀的白色茉莉花所取代）。桑占托甚至觉得自己都没有经历过结婚仪式。

桑占托当时17岁，对男人并不感兴趣。她记得村里老人们所说的话：“不要让男人碰你，你会怀孕的”。但她知道，红高棉安排她结婚的唯一要求就是生孩子，“他们（红高棉）杀害了那么多人，但还是强迫你生孩子，因为他们认为国家需要劳动力”。当时红高棉的口号是：“建设新社会，需要更多新人”，“大部分柬埔寨人可以被安卡洗涤净化，但真正的革命要靠新一代的新生儿”。

婚礼的最后，红高棉领导宣布：“你们可以好好‘相处’了”，大家都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必须准备性交了。桑占托清楚的记得当时红高棉领导说的一句话：“如果你不愿意好好‘相处’，你将会被送去再教育，一次或两次再教育都可以接受，但如果敢犯第三次，毫无疑问你会被处死”。

说到做到，红高棉会要保证他们安排的新婚夫妇完成了他们的“社会责任”。在桑占托的婚礼进行过程中，他看到刚刚完成婚礼的一对新人的房外，蹲守着两名士兵。士兵的工作是监听，要么听到新婚夫妇的性交声响，而如果听到女性有抵抗的动静，则会马上报告上级予以处理。如果当晚士兵什么都没听到，他们会在第二天找到新郎，问他新婚之夜他是否有得到满足。如果没有，士兵们则会用各种手段威胁女方就犯。如若不从，男方也可以对其实施强奸。

在这样的婚姻中，男方通常享有选择权，桑占托的“指定丈夫”称，当时红高棉的人对他说：“同志，你可以从你认识的女人中挑一个当老婆，如果你无法做出选择，安卡会为你安排一个”。于是，男性就可以以红高棉官方政策为由，对指定女性实施强奸。

“婚姻”还是“强奸”　这是个问题

战时强奸妇女的罪恶行径，本身就跟战争一样古老。但这几十年以来，红色高棉对妇女的性暴力犯罪却并未被公众所熟知。这是一个极不正常的情况，手段如此残忍，人性如此扭曲的行为，而幸存者的遭遇却要花上几十年的事件才能公诸于世。成千上万受害的柬埔寨女性把这种罪行并未当做“强奸”，而是“婚姻”。

如果鲍阿通过多次强奸最终使得占帕屈服嫁给了他，经过数年，他们就是理所当然的一家人了。在红色高棉时期，人们失去了自由恋爱的权利，婚姻也是由“安卡”来指定安排。

“强奸”和“婚姻”的概念混淆，也是德国律师斯德辛斯基（Studzinsky）一直试图区分清楚的重点。2005年，由联合国和柬埔寨政府组成的联合“审判红色高棉特别法庭”（以下简称“审红庭”）成立，受害者以“民事诉讼方”的身份可以拥有自己的律师。斯德辛斯基就是“民诉方”的一名代表律师。她2008年第一次进入审红庭供职时，就曾提出过，必须着重调查红色高棉以安排婚姻为由，针对女性的“性暴力”。

而在向审红庭检察官和调查组成员表达这一观点并要求予以调查取证时，他们告诉斯德辛斯基：“不行，我们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现在这些夫妻中，有多少当年是遭受过性虐，被逼迫结婚的”。

因此性暴力在审红庭未受重视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红高棉政权统治时，有禁止强奸妇女的明文规定，因此在民间，像占帕这样的案例通常会被认为只是“安卡”组织给予的不服管教女子的惩罚，而非违反人性的强暴。另一方面，历史学家在描写这一段时期的婚恋情况是，都是以“婚姻包办”这一概念来表述，因此隐去了遭强暴性虐最终屈服那部分女人的例子。

但斯德辛斯基明确指出，真正的犯罪行为被“婚姻包办”这种当时的官僚所掩盖。“以泄欲工具为形势的婚姻叫什么？这明明就是强奸，是性暴力犯罪，但为什么愚昧的人们不把这种情节认定为违法犯罪呢？”。

但随着审判红色高棉的深入，斯德辛斯基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被逼婚、强暴的受害女性案例，她一个个的走访并了解详情，把这些案例整理成册，为的是在庭审时，能够理直气壮地拿出证据给外界看，单枪匹马把这些被遗忘的案例落实，让外界了解那些血淋淋的强迫婚嫁与性暴力犯罪。而在去年，审红庭第一次听取了性暴力受害者的证词。

已经无力追究　但绝不可能原谅

而对于现已年过六旬的占帕来说，她以不再执着于区分“婚姻”和“强奸”的概念了。他患有偏头痛，比同龄人更容易遗忘事情，比如她常常不记得自己的钱放在哪里了。但每当听到书上芒果掉落的声音，她都会把这声音误以为是红高棉士兵的脚步声，从而吓得魂不守舍：“他们（士兵）又来了！是他们的脚步声！”。

另外，她至今也不能确定她的大儿子到底是谁的孩子，是自己之前丈夫的？还是在牢笼内强奸她的某个红高棉士兵的？这一切已不得而知。

当年整个国家都是一个大的犯罪现场，而走过的幸存者都已年老，为其平反难上加难。有的已经老眼昏花看不了庭审卷宗，有的甚至都已病入膏肓无法走进庭审现场。

但作为那一年代女性性暴力受害者的代表，占帕说：“我们已经老了，我们有的人还要继续做着捕鱼、耕种的生计，还有照看孙儿，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在法庭上战斗了”，而有一件事情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她说：“但我们绝不会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