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29岁挂职副县长”，人们在质疑什么？ - 柬埔寨柬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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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疑对于这样的现象，质疑主要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29岁的副县长，虽说全国其他地方也有，但绝对是公务员里的佼佼者，比如名校毕业、高学历、过往政绩优秀、专业技能出众等。那么，杨沁是否有足够的业绩，证明其是同辈者中的出类拔萃者？简单的政府公开信息，并不能说服大多数人。

毕竟，杨沁的履历都是在银行，且担任支行行长也时间不长，实在是很难证明她适合“副县长”这个职位。

第二，虽说不能“唯学历论”，但对于年轻人而言，学历是目前体制内公平衡量一个人优秀与否的一项标准。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杨沁的第一学历是通过“3+2”模式（3年中专加2年大专）获得的大专文凭，本科文凭是工作后通过函授拿到的。

在早已“逢进必考”的官场里，当年都没资格报名公务员考试的杨沁，却一夜之间超越绝大多数同龄人担任副县长，围观群众由此产生不公感，是自然而然的。

第三，但凡有点“超乎寻常”意味的干部任用，人们总是要问一句：是否有裙带关系？已有信源证实，杨沁的父亲的确长期在当地财政系统任职，与杨沁的工作单位多少有关系。杨父是否在其中起作用，是大众所关心的。

这几点，都需要当地的相关官方机构下判断、做结论。目前看，当地市委组织部说她“不属于公务人员”，不知言下之意是否是“不归组织部门管”；其所在的九江银行也成立了调查组，但被网友质疑“自己查自己”、能否摆脱杨父金融系统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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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其实，每一次新闻舆论场中出现类似的新闻，只要出现“火箭提拔”四个字，总会让人有围观的欲望。

为啥？原因之一肯定是，基层干部晋升本来就非常，非常难。

中国的基层政治体系，是一个典型的金字塔结构。有段子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小”，随便砸个砖头可能都是处级以上干部；但在中国更为广袤的基层，也就是县域一级，公务员的晋升空间其实相当有限。

从岛叔的调研看，以一个中等规模的县（50万人口计）为例，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县委常委大概是11人；常委之外，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四套班子”加起来，县处级干部也就30人左右。
　　
而这样的县，一般来说，正科级干部有200人左右，副科级400人左右，但“股级”干部会有1800人左右，公务员2500人左右，财政供养人员更是达到一两万。

也就是说，即便是这个县所有的空缺县级干部岗位（一般每年3-4人）都从科级干部中选拔，晋升概率也就1%左右。加上年龄限制，每个基层干部晋升的年龄窗口也就几年。

这就意味着，大多数干部的职业生涯都只能在普通的公务员岗位上工作。能担任副科级的领导干部，就算是仕途比较成功的；担任科级领导干部，算是心满意足；当个副县长乃至于进常委，那就是人生赢家了。

从科员到县长，理论上只有副科、正科、副处和正处四级。按公务员法，10左右可以晋升完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晋升有很多隐形的“台阶”，比如普通科员提拔到副科，只能干不太重要的岗位，如乡镇武装部长或副镇长之类；要提拔为正科，一般得担任过副书记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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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绝大多数地方，“副县长”这个职位，得至少担任过两任一把手才行（两个乡镇书记、或一个镇和一个重要局委办一把手）。而要从普通副县长到县长，总得经过“常委”这道重要的坎；担任过普通常委后，才有资格担任常务副县长或副书记——这两个职位几乎是县长的必由之路。

所以，在基层，按照体制内普遍说法，30岁左右的副科级、35岁左右的正科级、40岁左右的副县级和45岁左右的正县级，才算是真正“年轻”的领导干部。

当这种“基层晋升难”的普遍感受，遇上提拔速度快的年轻人、尤其是看上去还有点关系的年轻人，对比一定是强烈的。

当然，这里说的是实职副县长的晋升之难，“挂职”与此还不完全一样。在某地调研时岛叔拿到一个数据，该县前几年曾一次性从企业、高校引进17名高学历的挂职干部，但最终留下来的只有4名，绝大多数都将之当作刷“基层工作经验”的履历，回原单位提拔去了。

但无论如何，对于仕途而言，挂职是一个重要履历，很可能在今后的提拔中起到作用。制度话又说回来，在基层权力结构中有个当官的父亲，就一定意味着腐败吗？

也不一定，这是很严肃的问题，必须相关机构认定才行，不能随便下结论。不过，类似的家庭有意识地培养子女、以符合各种条件、踩着点卡着条件往上走，这是可能的，也是常见的。“给子女安排好、铺好路”，是不少见的“人之常情”，在一些市场经济不发达、自主择业空间小，人们普遍认为体制内职位待遇更好、更稳定优渥的地区，这样的情形就更多见。

在调研中我们见过，有的地方，卫生局官员的孩子如果学习一般，大多早早地学医，进医院；一些北方城市的电力、银行、能源等系统，也有“父母退休、子女接班”的“潜规则”。从制度上，这些人可能也是公开招聘、考试进入的；但在条件设置、年龄窗口或其他杠杠上，有人为操作的空间，可以说是有意识地利用制度合理地“培养”子女，而非简单地突破组织程序和规则。

我国的干部管理制度基本上是“下管两级”的体系，副处级和正处级干部的管理权限都在市委组织部门。这意味着，在县域政治的范畴里，公务员的流动是比较少的。

这种在地方基层形成比较稳定的权力网络的现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尤为突出。当时《公务员法》还未实施，大中专毕业生也比较少，基层干部的来源比较多元，包括专业军人、优秀村干部、工人、教师等，但无一例外都是本地干部，这就容易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

而据我们的调研看，《公务员法》推行后，公务员的“入口”已经严格把关，外地干部大量涌入全国各地，极大地改变了地方权力网络，“本地干部”和“外地干部”已经成为很多地方的干部群体的基本结构特征；十八大以后，从严治党的效应逐渐显现，干部“圈子”被打破的现象也很普遍。很多基层领导干部对岛叔直言，现如今不能、也不敢“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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