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之所以能吸引如此之多的年轻人参与，在于新左派的理念极大迎合了西方战后婴儿潮一代对传统社会的反叛心理，层出不穷的社群运动也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土壤。六十年代，北美和欧洲国家出现了很多带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组织。在北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发表了休伦港宣言，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批评，主张以民主社会主义重建社会。欧洲的学运领袖尼埃尔·戈恩·贝恩迪特（Daniel Cohn-Bendit）、居伊·德波尔（Guy Debord）影响下的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等其他左翼团体也主要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他们怀疑乃至反对通过传统马列主义改造社会的可能性，转而诉诸新的个人主义理念。也有年轻人组成的鼓吹暴力革命的组织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但对于大多数手拿红宝书的年轻人而言，毛主义更多是一种斗争武器，而不是运动的目的本身。在民主主义和福利主义深入民心的情况下，极左派乌托邦式的斗争理念也难以吸引到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支持。因此，当年闻名遐迩的巴德尔曼因霍夫集团、红色旅、气象派和年轻人想象中的毛主义一起最终都成为了历史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