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复兴：突破包围圈 - 柬埔寨柬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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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芳伯）

可惜，天负有心人。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罗芳伯在乡试中再次落榜，已经34岁的他心灰意冷，彻底放弃科举仕途。但为了摆脱生活的困境，他带领100多号族人飘洋过海来到婆罗洲（印度尼西亚加里曼舟岛），这里盛产金矿和砖石。

罗芳伯来此之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早有许多人来到加里曼丹谋生。他们大都集中在该岛的沿海城市坤甸一带打工。

但婆罗洲的自然条件和生活环境极其艰苦，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为了生存，他们需要团结互助，于是自动结成了不少类似“同乡会”的组织。罗芳伯善于交际，利用平时教书时间联络华人和本地土著，慢慢地他成为当地最有威望的华人。1774年，罗芳伯集聚108人，组建成兰芳会，随后又成立兰芳公司。这是兰芳共和国的前身。后来兰芳公司就成为婆罗洲最大的华人联盟之一。

兰芳公司全公司约有四十万人，又有六十多万土著人归顺。兰芳公司与和顺总厅就是西婆罗洲最大的两大华人联盟。

如此一来，罗芳伯管辖区内民众基础和南北数十里产金地，让他拥有实质意义上的经济独立和军政权力。也为建立兰芳共和国奠定了基础。

1777年，兰芳共和国正式成立。以东万律为首都。这一年定为兰芳元年。

后来，荷兰帝国东印度公司的武装入侵，内忧外患极为剧烈。罗芳伯在站稳脚跟后，积极联络苏丹和当地土族头人，成立华侨与当地民众相结合的军队，奋力击退外来入侵者，取得了东万律的管辖权。并且帮助坤甸王国抵御外敌，平定内乱，赢得了肯定。

1795年，罗芳伯去世。兰芳国在110年的历史中，有过繁荣、有过巅峰。

1840年至1949 年，移民东南亚人数飙升，仅 1922 年至 1939 年间，从厦门等港口出洋的移民就超过 500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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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鼎盛时期的兰芳共和国版图）

1884年，荷兰趁中法战争之机，入侵兰芳共和国，当地民众在大总长的带领下全力抵抗，同时求助大清朝，但此时的清朝已摇摇欲坠，无力分身。兰芳共和国勉强支撑。最终在1886年走向消亡。

1912年，马来西亚吉隆坡有一名李玉昌的富商，原来曾任兰芳共和国的参谋，兰芳灭国后，逃至吉隆坡，经商致富。可见兰芳共和国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是很深刻的，更影响华人的发展。

华人在海外建国，历史上并不少见。除了这个兰芳共和国，几乎在同一时间东南亚还有一个戴燕王国。戴燕王国的创始人叫吴元盛，他本是和罗芳伯一起下南洋的，是罗芳伯的手下。后来吴元盛自己做大，便成立了一个戴燕王国。

建国立业，是东南亚华人立足基础，也是他们寻求发展的方式。代表一种地位崛起，一个身份的认同。这是华人在东南复兴之路的第一步。

宗族，另一块土地上的联结

《说文》: 宗 , 尊祖庙也。

宗族，它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形态。大部分聚族而居，着重团结，保持传统。族人之间互相帮助，维持凝聚力。

分析东南亚移民历史，可发现华人移民分四次大潮。17世纪-19世纪中叶；19世纪中-20世纪；20世纪-20世纪50年代；20世纪80年代-至今。

有华人的地方，宗族文化所呈现出来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小觑。它是海外华人寻根的地方，这也是他们心灵的归属地。所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这是宗族文化变相呈现出来的一种形态。

早在19世纪，宗族文化在东南亚已经很成熟。例如，新加坡最早设立的华侨华人血缘型组织是1819年的曹家馆；马来西亚则为1825年在马六甲设立江夏堂黄氏宗祠，整个19世纪新马地区有32个宗亲会。菲律宾最早的福建人的“四知堂”则为1877—1879年间设立。缅甸的陇西堂设立于1861年。泰国的沈氏大宗祠则创建于1885年。

依据现有资料，东南亚大规模出现较为成熟的宗亲组织是在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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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南亚各国华人华侨宗亲组织情况）

从上表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华人宗亲会组织数量位列前茅，超过其他国家。

在柬埔寨，也存在舜裔陈氏宗亲总会、柬埔寨林氏宗亲总会、柬埔寨杨氏宗亲总会等华人组织。除此之外，柬埔寨还有李、符、黄、杨、蔡、罗、郭、吴、林、赖氏各宗亲总会和饶平凤凰同乡会等计12个同姓团体。

异国他乡，是孤独，是无助。华人会根据姓氏、区域、语言、民族等来寻找自己的族群，这是一个文化的追踪。他们也会凭借宗族纽带移民并且在族人所开设的餐馆里找到工作;换句话说，宗族对移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安全保障机制。

就如曾经担任马来西亚郑氏宗族会主席郑兴宗所说，我的一生如负重的骡子，为了家族生意, 为了弟妹们。

华侨华人早期进入东南亚各国就是成聚居态的，多为同乡或者同宗同族，一人移居，扎下根后同村同宗之民就接踵而至。

就像“讲福建话的福建人，就聚集在沙捞越的诗巫，讲厦门话的福建人，就去菲律宾和马来亚。讲潮州话的汕头人，就去暹罗、苏门答腊和马来西亚。”这是一个规律，也是归属与保护。

明清时期，海禁日严，许多华人无法归国，便形成更大规模的华人社会。

在东南亚国家，华人不同姓氏的宗祠，不仅对家族的兴旺与管理，甚至对社会的稳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各个姓氏宗祠，对当年漂洋过海的华人到南洋打拼创业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支持保护和凝聚的作用。

后来，他们利用宗族的这种同宗共祖血缘关系去组成社团，增强自我的凝聚力, 宗族社团便成为海外华人众多社团中最为重要的支柱之一。

其中, 华人社会最具代表性的5个同乡帮是广东帮、福建帮、潮州帮、客家帮、海南帮 (统称“五大帮”) ，各帮都拥有自己的会馆或协会、同乡组织, 并经营学校、医院、公共墓地、慈善团体等。而柬埔寨的华人社会也存在着潮州会馆、广肇会馆、海南同乡会、客属会馆、福建会馆等5个同乡团体。

他们大多数是同姓宗族乡村的出身者所组成的同乡会, 会员往往全部是同姓者。

以拥有共同祖先 (思想家等著名的同姓者) 而具有密切的礼节性合作关系的数个宗族的集合体——上层世系为核心、以县内其他数个同姓宗族结合的氏族为雏型或先行组织的团体。通过宗祠形成纽带。

他们是聚族而居,具有血缘、地缘和业缘三结合特征的宗族华人社会。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 ,中国改革开放。东南亚各国政府放宽了华人政策 ,华人社团开始活跃。如华南地区的农村, 尤其是福建和广东, 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宗族组织的复兴。在闽南, 修复祠堂、重新编纂族谱以及祭祖现象随处可见。

作为华夏宗族文化的延申与演变，东南亚华人宗族并非简单地移植于祖籍地,而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重新建构。

宗族的重建，这是华人扎根异国最重要的基础，也是在另一块土地上的联结，后来成为华人突破圈层最根本的要素。

华商，转身破圈的身份

宗族的聚集，变相成为华商转身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与东南亚的海上贸易自古有之,而其中最关键的桥梁是一代代华商，他们或在贸易的中心，或在贸易的边缘。但华商的存在与作用从来未曾断过。不管是官方或非官方的。

全球华侨华人数量约为4540多万人, 东南亚地区约为3350万, 占全球华人数量的73.5%。根据2008年的数据显示, 全球华商的总资产约为4.5万亿美元, 总产值达1.3万亿美元;而亚洲地区上市华商企业总资产约3.2万亿美元, 总营业额超1万亿美元。

华人经济，已经成为东南亚各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战后, 东南亚国家的相继独立, 并着手发展民族经济, 以及对外侨推行同化或归化政策。各国在经济上利用、政治上限制、种族上同化的政策, 并且因社会分配不尽合理, 贫富分化严重而导致的针对华侨华人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

在排华运动中，华商被从流通领域中赶了出来，他们在新兴的制造业中寻找到了机会，完成了从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变，力量逐渐壮大。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南亚各国成为西方跨国公司的生产车间与产品销售市场。来自欧美、日本及“四小龙”的外资进入东南亚，多寻求华商作为合作合资伙伴。这时的华商，卷入全球化的浪潮。

他们成为跨国公司的关联，成为引进外国资本、产品和技术的中介，并大多从西方跨国公司的代理商或装配商成长壮大。他们以互救自助, 以地缘、血缘、业缘等关系为基础, 逐步形成了以同乡会、行会等社团组织为平台的华商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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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国家华人商会概况）

例如，林绍良、郭鹤年、黄惠聪、黄奕聪、谢国民等华商精英们则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政府获得面粉、香烟、糖料、油料等基本物资的特许经营权，并在金融、房地产、制造业等领域大展拳脚，积攒了富可敌国的巨额财富。

据数据统计，在印尼，3%的华人掌握了印尼70%的财富，在泰国，5%的华人掌握了泰国70%的财富，而在马来西亚，25%的华人掌握了马来西亚70%的财富，而排名前十的菲律宾富豪都是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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