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教授和垃圾婆的爱情故事 - 柬埔寨柬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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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90年代初期的上海，新中国成立40多年了，可是上海还有上百万居民生活在简陋的棚户区，而且简陋得简直令人无法接受。

一个深秋的季节，我来到被号称“天下第一街”的虹镇老街。因为这里是上海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自然也是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口密度之首——这是虹镇老街的老百姓自我调侃的“昵称”。走进一条仅一人能过的窄长小弄堂，两边棚户的屋檐都没有我的脑袋高，脚底下则是一片坑坑洼洼的瓦砾和煤渣碎石路。不知拐过了几个弯，终于看到迎面那间低矮的棚户。门是用几块破旧木片拼成的，中间的缝隙足有手指这么宽……陪同我去的一位老师说，“喏，这就是汪教授的家。”

“笃笃”，门开了，汪波汪教授出来迎接我们。他约摸六十多岁，略微偏胖的身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中山装，干干净净而又有些过时。一头向后梳的花白头发，梳理得平平顺顺。他满脸笑容又略带歉意地说，“请进、请进，这里可不好找呀。不过我们这屋子实在太小了……”，听他的口音带着浓浓的“宁波味”。

屋子里一片昏暗，半屋子都堆放着树枝烂木和废纸，还有不少瓶瓶罐罐。房间的另一边，一张破旧的方桌，上面放着一只蓝边的破碗，溢得满满的香灰中插着几只燃着的香，满屋缭绕着刺鼻的烟雾。汪教授急忙解释说，“老太婆信佛，香一年四季都是要烧的。这样可以保个平安。”

当汪教授看到我的目光正在搜索什么时，他用手指向上指了指说，“噢，我的工作室是在阁楼上”，汪教授结结巴巴地说着，又麻利地朝着一架小木梯子爬上去。

天哪，这哪里是什么阁楼？最高处像我这样1米7不到的个子也要撞脑袋，低的地方当然只好猫着腰。一张破旧的木板床，床上堆放着乱七八糟的衣被。靠窗处有一张小桌板，可是半扇窗在桌子上面，另半扇却在桌子的下面。桌上放着一大叠书稿，也有笔纸墨水等，地板上堆着好多书。汪教授精通外语，可谓著作等身，许多书稿就是在这张桌子上译成的。我随手翻阅了他的书，有英译本、日译本。他的书稿字迹都很工整，说明他确实是一个对工作一丝不苟、兢兢业业的老知识分子。他在这样简陋的环境下，居然能译出这么多的书，实在令人钦佩，也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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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庭锟1985年初稿手稿。张洪斌图一会儿，汪教授从那狭小的窗口向下探了探头说，“我那老太婆回来了！”语气里显得那么亲切。说真的，我真想亲眼见识一下这位“教授夫人”。于是我也从窗口向下望去。果然，一个蓬头垢面的老太婆从狭窄的小弄堂蹒跚走来。因为她的腰围很大，人看上去像个橄榄，左手挽着一只破篮子，里面盛得尽是些菜皮之类，右手还用一根绳子拖着一捆枯枝乱草，活像农村老妇牵着一只不那么驯服的小羊，一路上拖得哗哗地作响……待老太婆走近屋子时，他伸出半个脑袋突然一改口音，以地道的苏北腔大声地向下发话：“有客人来呐，你煮点茶水噢！”接着他又满怀深情地说，“老太婆待我很好。她自己终年吃些捡来的黄叶烂菜皮，单给我吃的都是比较好的，也洗得很干净，有时还给我买点鱼肉之类。虽然鱼大多是小的、死的，肉多半是肥的……”，但脸上还是绽出了颇为欣慰的笑容。

我问，“你为什么要住在这么破旧的棚户里，难道学校里没有给你分房吗？”

“不，不，学校对我很关心。为了我的住房问题，连院长也都到这里来看过我。也给我分过好几次房，但是老太婆不愿去。她说这里习惯了，既不用花房租，一个月用水也用不了几角钱。”他还指了指屋角边那堆枯枝乱草，“喏，柴火也不用费钱。”转而又说，“我也觉得她不去为好。她在马路上捡这捡那都已成生活习惯了。如果住在校区的教师楼里，与大家在一起，那就会有许多不方便了。”

他呷了一口茶，用嘴唇啧着几片茶叶渣子后说，“我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了，反正也习惯了。”他还特地补充了一句，“你别看这房子破旧，倒也是冬暖夏凉呢。”

2，原配妻子叫山田芳美子

然而这一切原本不在汪波的料想中。“文革”十年浩劫，一场噩梦。在“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蹂躏下，多少人的感情遭到摧残，多少温馨的家庭被迫上演撕心裂肺的人生悲剧。他曾有一个美满幸福家庭，与妻女一家四口住在虹口区一幢三层楼的老式小洋房里。那时，汪教授是中学里的外语老师，妻子叫田芳，是一家地段医院的护士，由于她工作积极勤奋，几次被医院评为先进，膝下还有两个女儿，正在小学念书。

1966年的夏天，在“一切牛鬼蛇神都要揪出来示众”的日子里，汪教授的妻子田芳被揪出来了。她是一个“隐藏着的日本特务”。人事档案的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田芳是日本籍，原名叫山田芳美子。

历史翻回到灾难深重的30年代，当时年仅六岁的山田芳美子和姐姐，跟着母亲来到中国。他们母女三人踏遍了东北许多日本兵营，历经千辛万苦，为了寻找他们在日军服役的父亲。最后得到的消息是，当军医的父亲已经在这场侵华战争中死去。从此，母女三人流落东北，生活无着，只得靠母亲在日本兵营里感谢洗衣等杂活苦苦维持生计。日本投降后，山田芳美子为了找口饭吃，跟着当医生的姨妈来到上海，并进了一个护士培训班学习。解放后，姨妈去世，她以田芳的名字进了一所医院当护士。别看她身材娇小，却很有刻苦耐劳的精神，什么苦活重活都抢着干，且为人热诚谦和，不仅是历届“先进”，还担当期护士班组的组长。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正在中学当教师的汪波相识。几经交往，田芳深感汪波为人诚恳，有家底、有学问，就以身相许，结为夫妻。一个流落中国的日本姑娘，能找到这样一个丈夫，真是心满意足。汪波对这位聪明伶俐的日本女孩，自然也满心欢喜。由于田芳从小生长在日本，一直能讲流利的日语。好学的汪波就经常跟着妻子学日语，有时夫妻俩还在家里用日语对话。

但在非常时期却大祸临头了。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邻居们常常会听到他们叽叽呱呱地讲日本话，这不是“日本特务”的行为吗？刹时，大字报铺天盖地地糊满了他家门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大幅标语贴满了墙头。紧接着一群“红卫兵”蛮横地进行抄家、揪斗，对他们扫地出门，隔离审查……原本身子骨就脆弱的田芳，哪里经得起如此残暴的折磨，就在一次马路批斗会上，脖子上挂着“日本特务”的田芳，一个踉跄倒下去就再起不来了……汪波扑倒在妻子的尸体上痛哭。这本是一场生离死别的劫难，但他也因为没有与“阶级敌人”的妻子划清界线，经历了隔离审查、“劳动教养”，数年后，他才回到上海。如今家在哪里，两个幼小的女儿也生死不明。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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