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人鱼
编辑：Miles
柬埔寨政府近日宣布会成立“洪玛耐首相法律顾问团”，专责为经济困难的柬埔寨公民提供免费法律咨询与援助。此外该举措被视为洪玛耐政府推动法治改革、强化弱势群体法律保障的重要信号。
不过，对在柬埔寨经营的中国投资者，面对合同纠纷、土地争议、项目烂尾等情况时，能否借此契机获得更有效的法律保护？顾问团虽名义上只服务于本国公民，但在投资者维权普遍困难的现实中，其潜在效应是否也会辐射至这类“外来弱势群体”？
“洪玛耐首相法律顾问团”的设立并非一纸空文。该机构不仅具有独立建制、直接对首相负责的高层级政治地位，其内部组织架构、运行机制及工作流程可由顾问团自行设计。这意味着该机构在面对法律援助事务时，可以以更高效、更专业的方式介入案件，为困难公民提供切实可行的司法路径。
从治理视角看，这是洪玛耐政府在公共服务层面“强信号+硬动作”的代表,柬埔寨此举意在用法治手段重塑国家治理逻辑。既回应社会对公平正义的呼声，也通过高层主导的方式彰显“国家意志”：无论背景、身份、财富多寡，每个个体在法律面前都应受到应有保障。
但对于长期在柬经营、频遭法律纠纷却常难以维权的中国投资者而言，这一变化是否真正意味着一扇新窗口的开启?
近年来，随着中资企业和个体投资者大规模进入柬埔寨，不少人因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旅游服务等领域取得可观回报。然而，一些投资者也在实际操作中遭遇重重障碍，尤其是当涉及土地、合同执行、纠纷仲裁等问题时，“打官司难”成为高频关键词。
其中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是中国投资者邱某与地主的持续纠纷。据柬媒报道，邱某在金边投资一家酒店项目，合同约定租赁期15年，总价值超过300万美元。自2020年起，他与地主因疫情期间的租金争议陷入长达三年的法律僵局。期间，他曾向国会主席、司法部长乃至洪玛耐本人求助，甚至在西港街头举起首相照片以表达维权诉求。（详见报道：西港烂尾楼中国投资者：打官司难、自动放弃房产）
“法院判决模糊、地主不肯协商、执行难度大”，成为邱某一案的三大痛点。而据他个人陈述，身边不少中国投资人已选择“自动放弃”投资资产，原因在于诉讼成本高昂、胜诉概率不明、司法路径漫长。
另一名投资者项某则在采访中表示，其在西港投资的项目虽未被裁定违约，但因无法与地主谈拢重建协议，项目持续停滞。他甚至担忧即使重新修建成功，也可能随时面临“被清空”的命运。
这些案例虽具个体性，但背后反映出共性问题：法律程序并不缺席，但制度运行的效果不足以支撑投资者实际维权需求，有时候投资者很难依靠现有渠道及时、有效解决争议。
值得注意的是，在前段时间，一则有关实居省副省长迪特武西涉嫌诈骗中国投资者40万美元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令人瞩目的是，柬埔寨政府并未因其高官身份而回避处理，而是迅速予以逮捕和法办。
此举本身是对制度公正性的有力背书。它向外界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无论官员级别如何，一旦触碰法律底线、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政府也将依法追责。
但与此同时，该事件也暴露了另一个现实：如果不是涉案金额巨大、受害者持续呼吁，这类案件是否依然可能沉没于司法系统的“沉默回路”？而那些损失在5万美元、10万美元左右的普通投资者，又有多少人能有能力与权力博弈？
目前来看，洪玛耐法律顾问团明确其职能是面向“经济困难的柬埔寨公民”。
这在制度设计上并未为外国投资者保留直接服务入口；但制度并非静态不变：从治理逻辑上推演，顾问团的设立代表的是国家意志的延伸，也就是说，在未来面对某些特殊个案、特别敏感问题时，顾问团具备“超常规”的资源协调和干预能力；此外之前柬埔寨也有很多做得好的地方。
例如，时任西港省副省长、现任西港省长的蒙西纳就公开表态需要“通过吸引投资和化解纠纷恢复政府信誉”；时任柬埔寨首相洪森的前助理东达拉就在中国投资商与三星上将发生土地纠纷时，亲自协调、化解冲突；中国投资者对柬政府提出正式仲裁，虽尚未结案，但柬埔寨却正面应对未回避责任。（详见报道：中国投资者对柬埔寨提起投资仲裁 ）
这些实例表明，只要引发足够的政策关注度或具有典型意义，柬埔寨确实愿意、也有能力提供政治协助与制度介入：因此，尽管顾问团目前没有面向外国人的“硬性义务”，但其制度运行所体现的公正理念与国家治理思路，仍可能在未来成为中国投资者争取合法权益的一部分外部资源。
在当前国际投资环境下，中国投资者对东南亚国家的关注度持续上升。柬埔寨因其地理位置、政策友好度、语言成本较低等因素，成为重点目的地之一。但一个重要事实也必须正视：投资信心的建立不仅取决于“赚得多”，更取决于“出了问题能否公正处理”。
政府推动法治建设是关键一环，而“顾问团”某种程度上也代表着柬埔寨正在尝试建立一个“高效、可及、公正”的法律服务平台，打破“谁有钱谁说话”的治理惯性。这种顶层设计如果能不断下沉、延伸至现实中广泛的纠纷处理、权利保护领域，无疑将对外资营商环境构成正向激励。
总之“洪玛耐首相法律顾问团”对本国弱势群体而言是一道希望的曙光，也可能为在柬中国投资者带来新的制度支点。
虽然中国投资者暂未被明确纳入其服务范围，但关键在于能否以个案推动制度关注、以群体构建舆论重力、以合法路径持续表达权利诉求。
在这场法治革新的列车中，中国投资者虽然是“外来乘客”，但在政策空间尚未封闭、政府倾听意愿增强的当下，也并非不能登上车厢享受这波制度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