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Miles
近几日，有不少投资者都在询问，柬埔寨还继续扫荡打击园区诈骗？虽然在边境冲突前，柬埔寨打击园区诈骗成果显著。但边境停火之后，柬埔寨面对更复杂的战后事务，短期内再度启动收拾“园区诈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最近，柬埔寨打击网络诈骗委员会公布了一份内容详尽的执法报告。这份为期22天的全国性打击行动成果看上去无比亮眼：共突击检查45处涉嫌诈骗的窝点，逮捕2270名嫌疑人，覆盖金边、干拉省、西哈努克省等12个关键省市，行动范围之广、节奏之密集、数据之庞大，堪称近年来柬埔寨政府在网络诈骗领域最大的一次扫荡。
彼时，国际舆论普遍关注柬埔寨的诈骗园区，均表示日益强烈的不满和愤怒。这场行动仿佛是一种及时而果决的国家清算行动，似乎宣告柬埔寨“已经动真格了。”
然则柬泰边境战火升级，园区打击只能暂时搁置。如今战火平息，曾经这股来势汹汹的反诈攻势是否还会延续，成为当下社会关注的焦点。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回到边境冲突本身所引发的连锁后果之中去理解柬埔寨的国家运作逻辑。当前的柬埔寨，实际上处于一种被战争扰乱后的行政调整期。从军事部署到地方政府稳定，从战区人口安置到外交谈判协调，每一项任务都需要消耗大量中央资源与政治关注。
这种状态下，是否还有能力与意愿，再次动用国家系统的能量，针对园区诈骗再打一次全国性战役？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首先必须明确，园区诈骗的根源与网络电诈的传播，不仅仅是治安问题，更深植于地方政治、执法结构与经济依赖之间。在许多省份，诈骗园区并非游离于监管之外的“法外之地”，而是在特定保护之下运行的“灰色经济体。”
此前的打击行动虽然气势恢宏，但从执行结果来看，大部分被捕者为技术操作人员、中低层员工，真正的操盘者并未浮出水面。这恰恰说明，即使在战时高压背景下，园区体系的深层结构仍未撼动。一旦冲突结束、边境暂稳，这种高压自然缺乏继续下去的政治动能与执行基础。
更关键的是，战后柬埔寨国家系统正承受巨大压力。根据柬国防部通报，在冲突最激烈阶段，四个边境省份共计10多万人被迫转移至安全区域。这些人口包括大量弱势群体、儿童、老人和患病者，其安置、医疗、生活补助等问题，如今都堆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案头。不仅如此，边境冲突还导致超过61万劳工从泰国返回。
这些工作极其繁杂，牵扯粮食调度、住房调配、人力资源与财政协调，稍有疏漏就可能引发新的社会不稳。在这样的战后环境中，哪怕是最坚定的政策推动者，也很难再将行政系统转向对诈骗园区的持续清剿。
相比之下，中缅泰三国此前在缅甸妙瓦底所进行的打击行动，为区域反诈合作树立了一个强力范本。但同时也存在问题。
今年1月，中国公民王星被骗至缅甸电诈园区，引发国内巨大舆情后，中泰缅三方合作切断妙瓦底网络、电力、燃料，最终摧毁多个园区、成功救出7000余人。这场行动证明，只有在外交层面形成一致共识，并拥有实质行动协调基础的国家，才能真正对园区诈骗形成压倒性打击。
据媒体报道称，从缅甸电信诈骗园区解救了数以千计的受害者，许多人仍受困缅甸边境地区，距离真正回家的日子还很遥远。多国协调均出现难题，何况在柬埔寨目前的特殊情况下。
在柬埔寨，这种跨国配合机制目前尚未成型。尽管中柬关系密切，但涉及打击诈骗产业链，柬方往往出于自身经济考量持有保留态度。
此前，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发布名为《东南亚的跨国犯罪：对全球和平与安全的日益严重的威胁》的报告，报告称，网络诈骗每年为柬埔寨带来125亿美元收入，超过柬埔寨GDP的一半。
而园区诈骗带来的财政收入与就业替代功能，也让中央政府在打击与维稳之间始终摇摆不定。尤其在疫情后外资锐减、旅游复苏缓慢的背景下，部分省份对园区经济形成了依赖。
每一次扫荡都会造成短期性经济空洞与就业危机，从而引发社会情绪不稳。在当前战后重建阶段，这种副作用将被进一步放大。面对如此代价，中央是否愿意再次出手，已成悬而未决之问。
更何况，在上一次扫荡行动刚刚收尾，尚未进行系统性案件审理与后续遣返安排。据悉，此次逮捕的2000多人中有不少为外籍人士，部分涉嫌非法入境、持假签证等复杂法律问题。
这些人的遣返都需要大量司法与外交资源。每一件案件的结案都伴随外交协调与证据链评估，这本身就会拖延数月时间。在此基础未稳前，发动下一轮扫荡只会制造更大行政混乱与国际难题。
从执行节奏看，它是一次短促爆发；从人力投入看，它以临时组织形式展开；从战后反响看，中央与地方均未公布下一阶段行动计划，也未出台长期整顿配套机制。
综上所述，柬埔寨短期内，特别是在未来三个月内，再度发起类似“全国打击诈骗园区”规模的行动，几乎没有现实可行性。战后的创伤、外交的压力、行政的负荷、地方的阻力与经济的代价，共同构成一道难以逾越的现实屏障。
就算国家有心，机制未动，执行无力，“掉转枪头”最终也只能停留在表态层面。而园区里的键盘与控制室，或许正趁此间歇重新恢复运转，继续上演下一幕沉默而残酷的犯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