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正值柬埔寨的雨季。40岁的布蒙，坐在位于柬埔寨首都金边的一间办公室里。窗外，暴雨突然而至，如同布蒙对这个发展中国家疟疾形势的担忧。
布蒙是克林顿健康发展组织（CHAI）的高级项目经理，为柬埔寨的疟疾防控提供咨询与支持。
疟疾是一种由疟原虫引起、蚊子叮咬传播的急性传染病，可分为间日疟、恶性疟、三日疟等，其中恶性疟可引发脑型疟、多器官衰竭等并发症。
过去十多年，柬埔寨打了一场疟疾消除的翻身战：病例从2011 年的11.2万例多例，到2024 年时仅有355例；从2018年至今，没有出现死亡病例。柬埔寨的目标，是在2025 年底前实现本土疟疾病例完全消除。如果能连续三年无本地传播，便能在 2028 年获得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无疟疾” 认证。
如今，柬埔寨疟疾消除计划来到“最后一公里”。
“行百里者半九十”，资金困难、基层医院诊疗能力的缺失等，正拖慢这最后一公里的达成。布蒙想，即便拿到WHO的疟疾清零认证，边境、森林地区的防控，尤其是邻国泰国、缅甸等外来病例的输入，也可能造成疫情死灰复燃。
这也是同属大湄公河次区域的中国云南地区，正在面临的防控困境。
大湄公河次区域包含中国云南省、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曾经是全球除非洲外疟疾疫情流行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中国是疟疾防控的优等生，于2021年获得WHO消除疟疾认证，已经连续八年无本土原发蚊传疟疾病例报告，但境外输入性疟疾带来的风险持续存在。比如，云南省2024年共报告564例输入性疟疾病例，半数来自缅甸。
不需要签证便能出国的蚊子，也对传染病防控构成威胁。今年暴发的基孔肯雅热，是由基孔肯雅病毒引起，主要通过埃及伊蚊和白纹伊蚊叮咬传播。“人们对蚊虫的了解程度很不够，阻断传染病任重道远。”南方医科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所长陈晓光，在接受《财经》采访时称。
布蒙的担忧则是：在即将消除疟疾的最后一步，跨境区域合作、外部资金与国家投入却在大幅缩减，前期的成果可能付诸东流。
后续资金何来
2017 年，布蒙加入CHAI。他刚毕业时是一名护士，继续深造后，从事公共卫生工作，至今已有 20 多年的工作经验，其间曾在多家国际非政府组织任职。
加入CHAI那年，柬埔寨全国共发生疟疾4.6万例，是上一年的两倍。当年，政府向疫情严重的四个省发放了54.8万个防疟疾蚊帐。
图说：乡村疟疾防控志愿者演示疟疾检测 拍摄/孙爱民
布蒙参与了蚊帐与抗疟药物的发放工作。他领导的柬埔寨疟疾项目团队共有15 名工作人员，为柬埔寨全国疟疾防控项目提供支持。此后，他见证了疫情的急转直下：2018年，疟疾零死亡；2024年，恶性疟已被消除，疟疾病例数降至355例，以间日疟为主。
“中央政府的决心与前总理的直接支持，国际援助资金（主要来自全球基金）与国际合作，社区参与，尤其是村疟疾工作者网络的作用。”柬埔寨国家寄生虫病学、昆虫学和疟疾控制研究中心疟疾项目经理西夫索万纳罗特（下称“西夫”），如此总结柬埔寨防疟工作的关键举措。
面对即将到来的病例清零，布蒙的担忧大于乐观，“资金稳定性是一个核心”，柬埔寨仍是一个不富裕的国家，除了疟疾，还面临结核病、艾滋病等疾病的挑战，“随着全国疟疾病例数和死亡数的骤减，政府的资金投入显著减少”。
防疟资金还有一个主要来源——外部资金。 “柬埔寨疟疾防控 80% 经费依赖外来资金，大部分来自全球基金，仅政府雇员经费由本国承担。”世界卫生组织驻柬埔寨疟疾项目医疗官员张再兴告诉《财经》。
全球基金，全称是“抗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全球基金会”，是2002年成立的政府与民间合作型国际机构，旨在通过国际捐助支持全球三大传染病的防治。从2014年开始，全球基金通过“区域青蒿素耐药倡议”项目，资助大湄公河次区域的疟疾防控，主要用于发放药浸蚊帐和检测工具。全球基金的年报显示，过去十年，花费了7.3亿美元。
来自美国政府的资金，一度占全球基金预算的三分之一。可如今，风云突变。2025年7月1日，美国政府关闭了国际开发署（USAID），后者负责的所有援助项目被切断，包括柬埔寨的疟疾项目。
由原美国国际开发署领导的“美国总统疟疾倡议”（PMI），是柬埔寨防疟的重要外援。财报显示，PMI从2011年开始资助柬埔寨的疟疾防控，至2023年共资助约8700万美元。
PMI同时也是全球基金的资助方之一，而这一切，都随着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关门而切断。美国疾控中心前主任费和平公开表示，总统疟疾倡议一旦供应链中断，停止对全球疟疾防控的资助，“仅一年内就可能新增1500万疟疾病例和10万死亡病例”。
此前，柬埔寨来自PMI、USAID的资金已在逐步下降，从2021年的1109万美元，降到2023年的800万美元。WHO在《世界疟疾报告2024》中提醒： 2023年，柬埔寨1742万人口中，838万仍处于疟疾高风险中。
“当病例接近零时，很难再向捐助方解释为什么仍需要更多资金。捐助方会说你已经清零了，可以自己管理了。”西夫告诉《财经》，实际上，在最后一公里阶段更需要资金，“不少卫生机构已经忘了如何进行疟疾检测。以前他们做得很多，但现在没有病例了，就忘了，甚至忘了怎么治疗。必须对他们进行再培训”。
资金断供的影响已经发生。
柬埔寨的疟疾防控工作高度依赖村疟疾工作者等基层社区体系：在疟疾高发期，这些村里的志愿者是检测、发现病例的最前线。此外，他们还负责第一波药物治疗，并负责上报到最近的医院。
吸引志愿者参与，原本就依靠资金激励，可如今补助的金额、培训和定期会议召集的次数，都大幅缩水。
“多年来，包括CHAI 在内的诸多机构的运行，都依赖美国与全球基金的资助。”布蒙说，如今，从美国获得的资助不断减少，过去几个月甚至出现了资助突然终止的情况。
布蒙介绍称他负责的疟疾项目现在的主要资助方已经转为盖茨基金会，同时从全球基金仍能得到小部分资金支持用于疟疾消除。为应对资金问题，布蒙领导的疟疾项目成立了“疟疾项目过渡小组”，核心任务是思考如何应对外部资金减少、更多利用国内资金；15人的团队也将做出调整，以往为一个省安排二三名工作人员，调整为一名工作人员负责 1个-2 个省。
“未来两三年，我们可能无法维持当前的规模。”布蒙担心，柬埔寨在接近消除疟疾的关键阶段，因资金投入不足会导致本土病例无法彻底清除。那就太遗憾了。
边境复燃隐患
边境、森林地区疫情，是柬埔寨年底前疟疾清零前难啃的骨头。
据西夫介绍，2025年前八个月，共报告了 37 例本地病例，全部位于与老挝接壤的边境地区。该地区有大片森林，且一半区域由军方管控。这些病例中，一半感染者是军人。军人需要在边境沿线巡逻，感染风险高。
柬埔寨共有三个邻国，老挝、泰国、越南，均未彻底消除疟疾。
2015 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内六国发布了《消除疟疾战略》，制定了 2030 年在整个次区域消除疟疾的目标。相比于柬埔寨2025年底前清除本土病例的目标，越南的清零目标定在2027 年，老挝与泰国定的则是 2030 年。
西夫说，“当一个国家准备消除疟疾，而邻国尚未做好准备时，防控工作会面临很大挑战。”不仅人员流动，邻国境内的蚊子也可能携带疟原虫入境。
西夫的担忧，同样适用于中国云南。
研究显示，距离境外高疟区300米内的中国居民，容易被境外跨境阳性按蚊叮咬而感染疟疾。
图说：乡村疟疾防控中使用的检测试剂盒 拍摄/孙爱民
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与缅甸、老挝和越南三国接壤，除有25个边境口岸，还有19个边民互市点和多条出入境通道。跨境流动人口数量多、流动频繁。
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寄生虫病防治信息管理系统数据，自2021年中国获得WHO消除疟疾认证后，2021年7月至2024年10月，云南省累计报告1092例境外输入性疟疾病例。
云南省已连续七年无本地感染疟疾报告，但缅北地区持续恶化的疟疾形势，使得云南防输入病例工作压力倍增。中国疾控中心研究人员发表的《全国疟疾疫情特征分析》显示，2024年云南省共报告564例输入性疟疾病例，半数来自缅甸。
“最难控的是不出现症状的境外带虫者：他们在境外感染、体内有疟原虫，但只是隐性感染者、没有症状，入关时检验不出来，但入关后成为传染源，就会使疾病流行。”陈晓光说。
此前，云南省25个边境县（市、区）均为疟疾高流行区。疟疾消除后，人群对疟疾免疫力下降，易感性增加，民众的防护意识下降，尤其是一部分人存着“疟疾有特效药，出不了大事”的侥幸心理，也增加了疟疾再传播、感染的风险。
“部分临床医生对的疟疾警觉性下降，对出境回归的发热病人，忽略疟疾的风险。”一位专家告诉《财经》，这就容易导致漏诊，一些症状不明显的患者，容易延迟治疗，甚至死亡，也有引发疫情的风险。
他参与了2025年7月底，中国疾控中心寄生虫病所组织的赴云南省开展疟疾输入再传播风险评估工作。在调研时他发现：有的医院在疟疾诊疗、上报、流调和管理中，不遵循防止疟疾输入再传播相关方案的要求；对于疟疾病例不采样，无法及时送样至各级疾控机构疟疾参比实验室复核确认。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疟疾报告》显示：2023年全球疟疾病例数量为2.63亿例，比上一年增加约1100万例；有59.7万人因感染疟疾死亡。非洲和东南亚仍是疟疾高发地区。
“中国这样疟疾已经被消除的国家，仍然面临巨大的挑战，包括在边境防止疟疾再发生、再感染，同时防止因为气候变化、物种进化等原因导致的再流行带来的风险。”盖茨基金会高级项目官董可在近期的一次媒体交流活动中表示，“对于疟疾、基孔肯雅热、寨卡病毒病、黄热病等蚊媒传播疾病的防控，需要包括学术界和产业界在内的社会各界共同携手，持续投入。”
来源 | 《财经》杂志 作者 | 《财经》记者 孙爱民 编辑 | 王小
本地感染病例清零，并非疟疾防控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