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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光
2000年开始任《华商日报》总编辑
现任柬中记者协会联合主席
他是一个中国人，一名媒体人，也是一座桥梁。
在柬埔寨从事了20多年的媒体工作，作为记录者，他看到柬埔寨什么？作为一个中国人，同胞的心态如何变化？他又如何应对？作为个体，他的“不安分”如何驱动自己。
三种身份，不同角色，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刘晓光定义自己22年在柬埔寨媒体生涯。
1998年7月25日晚，朋友带了一个将军来机场接我。“将军和我握手，跟我说‘你是勇敢者’”。我有点懵，他解释明天是柬埔寨的大选，局势很乱。很多有钱、有势的早已出国躲避，是往外走，你反而往里来。我哪里了解情况，凑巧而已。
记者：我很好奇，当年你选择去柬埔寨，什么缘由？
刘晓光：我1967年出生，成长于80、90年代。80年代正值中国改革开放，我们那个时代，各种热潮——文化、哲学、美学、诗歌。释放了我们那个时代青年的热情与追求。我的“不太安分”和时代挂钩的。
我本来是在国有单位工作，但看到很多人下海经商心里痒痒，于是1988年我从单位停薪留职，和别人一起开办食品加工厂。当时经营得不错，有一定的知名度，还被媒体报道过。到了90年代，我又离开加工厂，自己开了一家烧烤城，以烤肉为主。规模较大，设有包房，现在看来可能太前卫，装修吓着客人，导致生意不理想。
正在我急着寻找其他出路的时候，我的一个在泰国经商的朋友转到柬埔寨投资，他邀请我去柬埔寨考察。当时我对柬埔寨几乎一无所知，只从新闻广播听说过，可能同这里是真的有缘。这些年，有很多人问我，当初为什么选择柬埔寨？我最喜欢用的一个成语：“一不留神”。
记者：你如何理解自己的不安分？
刘晓光：我从小对新鲜的事物比较上心，愿意用行动去尝试。年轻时就很喜欢文学，那个年代文学很热，自己算是文学青年，看了大量的书，包括一些人物传记，这些对我影响颇深。
记者：那你记得初入柬埔寨的场景？当时是什么样感受？
刘晓光：这个很有意思，我到现在仍记得很清楚。我是1998年7月25日晚9点从广州飞往金边，到达金边后，我才知道第二天是大选投票日。
朋友带了一个华裔将军来机场接我。“将军和我握手，跟我说‘你是勇敢者’”。我有点懵，他解释明天是柬埔寨的大选投票日，怕局势乱。很多有钱、有势的早已出国躲避，是往外走，你反而往里来。我哪里了解这些情况，凑巧而已。
（受访者供图）
金边机场当时很小，灯光昏暗，停车场基本没车。我看了一看，心里凉半截，心想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第三世界。
当时的金边几乎都是土路，一到晚上七八点，街上就没有人了，路灯也很少。感触最深的，是金边非常缺电，一天有时停好几次电。人们住的是排屋，家里条件好的，都会备一个小型发电机，停电就开发电机，整个城市都弥漫着柴油的味道。
此外，满大街都会看到背枪的军警，长枪短枪的，有的身上还挎着手榴弹。像我60年代生人，在中国没见过这阵势，这种街景震撼了我。
而且，有点实力的人都会带保镖外出。有的人带一两个，有的人带三四个。尤其夸张的是，一到晚上，一些餐馆门前，有时保镖甚至比屋里吃饭的人还多，这也算是那时的一个奇景了。
记者：看到柬埔寨这种情景，有后悔过吗？或者害怕停留柬埔寨？
刘晓光：后悔过也害怕过，但好在有朋友陪伴，出门有车，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
记者：当时在柬埔寨考察了多长时间？
刘晓光：我是7月来的，第二年3、4月便想回国。那时柬埔寨各方面都不太成熟，法律不健全，局势也乱，看不到什么未来的经济发展走向。
《华商日报》经理打来电话，说董事长要见你，然后他骑摩托车带我去了加华银行见了方董。第二年，我成为《华商日报》总编辑。
记者：那个时候，你去柬埔寨考察了什么，结果如何？
刘晓光：当初去柬埔寨是为了求新求变，没有具体目标。我跟着朋友去考察加工业，当时柬埔寨很多东西靠进口，生活必需品多数从越南和泰国进口。我们还考察了养鸡等农业项目，当然，也看一些其它行业。
记者：从你的初步印象来谈，你觉得这些行业的发展前景如何？
刘晓光：当时，最担心的是国家安全形势尚未稳定，我缺乏信心。后来我综合个人考察感受，写了两篇评论性文章并在《华商日报》发表，这也直接导致我最终留在了柬埔寨。
记者：提及文章，能否谈谈为何要写这两篇评论？具体谈了什么观点？
刘晓光：记得是1999年年中左右在《华商日报》发表的这两篇文章。由于我本身在中国有一些经商经验，在柬埔寨考察的几个月里，有了一些个人想法。
这很有意思。我当时已经准备要回国了，不想患上重感冒，需要去诊所打7天的针，这样每天躺在诊所的床上翻阅《华商日报》。《华商日报》当时是柬埔寨唯一的中文报纸，看着看着有了一个想法，何不把我的感受写成文章投给报社。因我19岁就在中国发表过小说，写文章对我来说不是事。于是回到住处拿起笔写了第一篇评论。原来的标题我记得很清楚，叫《柬埔寨——让你欢喜让你忧》，主要谈柬埔寨的经济形势和发展潜力，以及它的不足之处。
写完后，我坐出租车前往《华商日报》社。至于能不能发表心里也没谱，把稿件扔给报社前台，连电话也没有留，就离开了。
投稿后我每天还是照常去诊所，好像是第三天，诊所一名中国医生拿着报纸问我，这是不是你写的？文章登在头版，编辑把标题改成了《柬埔寨——拼搏者的乐园》，内容基本没改动。后来我去了报社才知道文章的反响很大，很多读者和商会打电话给报社，问作者的情况，说写得比较实在。
报社想找我，但没联系方式，就登了一个“代邮”，称报社找作者有事。报社经理跟我聊天，说我写得不错，可以继续写。我回住所后，连夜写了一篇关于农业和养殖的文章。过了几天，又发表在头版，这次我留下了联系电话。
两篇文章的效果很不错，反响也很好。后来，报社经理打电话约我，问我知不知道《华商日报》是加华银行的，还告诉我报社董事长要见你，也是他骑摩托车带我去了加华银行的总行，见到了方侨生董事长。
方董先是问了我一些个人情况，我表示准备要回国了。方董说，柬埔寨未来会有好的发展，暂时没事做可以先去报社工作。说实话，我大老远从中国来了几个月也没什么成绩，就这样回去心有不甘，所以很乐意进入报社，我的生活也从此安定下来。
我进入报社是以文艺版编辑和记者的身份，不到一年，我被提拔至总编。方董对我很信任。
记者：你起初做文艺版编辑，第二年就当上总编辑，对于飞速提拔，感受如何？
刘晓光：正因如此，我把方董称为贵人。这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当时报社更换总编辑，方董想到了我，跟我说，你来做。就这么一句话。
记者：你怎么理解贵人？
刘晓光：每个人对贵人的定义可能有不同，我自己对贵人的理解是，当你遇到困难，尤其在你彷徨、不知道往何处去的时候，突然出现这么一个人，他鼓励你，给你机会，帮助你，重要的是你最后成功了，这样一个人就是你人生中的贵人。
我人生中有很多机缘巧合，比方说我稀里糊涂到了柬埔寨，一呆就是20多年，这离不开方董给我的机会。如果说我在当地还算混得不错，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地位，这些都是借助了方董和《华商日报》给的平台，我才能够在柬埔寨立足，能有今天，未来还能发展，我真的认为方董是我生命中的一个贵人。这20多年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20年，我一直抱着感恩的心态。
柬埔寨的发展，与中柬两国关系密不可分。随着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来到这里的中资、中国人的心态也发生了转变。
记者：在柬埔寨待了22年，有想过回中国发展吗？
刘晓光：这种想法肯定有，但基本是一闪而过。这么多年来，朋友和事业都在这里，已经难以回头了。
记者：能否聊一聊你所看到的柬埔寨蜕变？
刘晓光：可用“翻天覆地”形容。例如说城市变迁，98年金边很少有超过5层的楼房，因为有个规定，建筑的高度不允许超过皇宫的塔尖，且那些建筑都是民盟时代的老房子。街道几乎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如果是柏油路，也是年久失修。只有几条街道有路灯。商品远没有现在丰富，不是匮乏，是比较单一。土地很廉价，很多人不把土地当回事，现在很多高档小区所在地，以前都是荒地。
晚上不安全，人们不敢出门。整个城市很破败。现在不可同日而语，金边已初具首都风貌，已经成为不夜城。
记者：你谈到了翻天覆地，作为一个记录者，你身边都有什么样的变化？
刘晓光：20年来，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切切实实有很大提高。比如当初去超市消费的是外国人和有钱人，如今普通民众也经常去超市买东西。当初金边车不多，如今金边塞车很严重，能排东南亚国家前几。这些都证明柬埔寨人有钱了。
记者：这些年，中国人去柬埔寨的态度或行为，有很大的差别吗？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刘晓光：当初中国人还较少，国内还没有真正注意到这个国家，来柬埔寨的中国人也比较务实，但生意规模不大。柬埔寨民间对中国人的态度也很好。
随着中国人不断涌入，尤其是资本的越来越大、灰色产业的进入，少数中国人出现了一些负面新闻，引起本地人的反感。与当年不同，后期来柬埔寨投资的少数中国人由于财大气粗，又看到是穷国家，态度方面难免会有些骄横傲慢，也做出了一些违反当时法律的事情，但绝大多数还是兢兢业业刻苦创业的，与当地民众相处的也不错。个人觉得，还是因为部分国人对柬埔寨国情没有更深入的了解。比如，一些中国人喜欢到这边结识几个大官和有钱有势的，以为这样就可以搞定一切，其实未必，部分人就是因为迷信这些而失败了。这边是民主国家，有些事政府也要考虑民众的感受。
记者：在柬埔寨生活，你觉得最大的不便是什么？
刘晓光：我已经完全适应这里的生活，最大的不便是柬埔寨的医疗条件还比较落后，看病难，尤其得了大病，这也是大家比较头痛的问题。这两年随着政府的投入和中国的帮助，各方面在不断改善，目前中国政府援助的一家医院正在建设中。
记者：你在柬埔寨做了20多年的媒体工作，有没有让你觉得比较有成就感的新闻？
刘晓光：很多，我们见证了本地的一些大事件，也见证了中柬两国关系的不断升温。每次中国国家领导人来访，我们都会做一个特刊，我作为华人华侨也多次参加了领导的接见。
灰色产业的进入，中国人的负面信息越来越多，被无限放大，满城皆知。我们做好事，柬媒报道不多，柬埔寨人和柬埔寨政府对此了解很少。柬中记者协会，最大的希望是实现双方信息畅通，避免各自为政的状态。
记者：2017年3月份，你前往北京参加两会，作为一个外媒记者，也是中国人，参与两会采访，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晓光：既激动又骄傲。作为一个外媒记者，受邀参加两会，这是我人生极大的一个荣耀。
（受访者供图）
记者：两会期间，采访了哪些人物？
刘晓光：除了每天的大会采访，我专门采访了两个人，一个是前中国驻柬埔寨大使张金凤，一个是柬埔寨驻中国大使馆参赞。参赞参加了两会的开幕式，聆听了政府工作报告。
记者：柬中记者协会诞生的缘由是什么？
刘晓光：在柬埔寨，中文媒体属于外文媒体，柬文才是主流媒体。中文媒体只有中国人、少部分华裔会看，影响力有限。随着中国人越来越多，特别是灰色产业的发展，中国人出现了很多负面消息，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而中国的商会、企业和个人在柬埔寨做过很多善事，包括捐款建学校、赈灾等。不过，大部分善举只在中文媒体刊登，说句不好听的话，是自己嗨。我们做好事，柬媒报道不多，柬埔寨人和柬埔寨政府对此了解很少。坏事，反而被无限放大，满城皆知。
基于这种情况，2019年，我牵头发起成立柬中记者协会，其中涵盖了柬文和中文媒体从业人员，并以柬媒为主。我们目的很简单，尽可能传递中资企业和中国人的正能量。
记者：我这么理解，协会实现了信息的沟通与交流，在信息的传递过程中，让柬埔寨人明白中国人不等于负面。
刘晓光：你的理解很对，起码有个事实凝聚，让两国的民间更了解对方，推动交流友谊，共同发声。原本信息华文媒体和柬文媒体各自为政，信息不对等。协会搭起了桥梁。
（受访者供图）
记者：能否谈一谈你具体的工作？
刘晓光：作为召集人和协调人，我努力把协会发展壮大。我们的确做了不少工作，前年我们组团去贵州、广西、吉林等地采访。也由于美国诬陷由中资建设的七星海综合开发区有中国的军事基地，而专门组织中柬记者去七星海实地采访，以正视听。去年因疫情缘故，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仍给100多名有困难的记者提供了赞助，包括大米和一些生活用品。我们还跟当地的中国医院合作，给老记者安排免费体检。通过这些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编辑记者加入协会。
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当地人对中国的了解主要还是透过西方媒体。我们未来将创造更多的机会，让柬媒记者多去中国参访，实地了解中国到底是怎样的国家。眼见为实，回来再写中国时，观点就会有所不同，也会无形中影响很多的读者和老百姓。通过前几次活动，我们感觉效果非常好。
记者：20多年，中柬关系发展如何？在你看来，是一个怎样的变化过程？
刘晓光：我在柬埔寨基本没离开过媒体工作，看到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就，心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海外华人都会有这种感觉。这几年中国的强大，让我们这些海外游子腰板更硬，说话底气更足。
中柬关系更不用说，是全天候的快速发展。现在中柬两国官方和民间提及中柬关系，都会用铁杆朋友这个词，我们国家领导人用，洪森总理也用，铁杆朋友能全面概括中柬友谊。
记者：中国对柬埔寨的援助，作为媒体人，你觉得中国对柬埔寨的哪些行业推动比较大？
刘晓光：我来这里时，来柬埔寨的大陆人很少，有也就是一些小生意，基本没有大型国有企业，以香港人和台湾人居多，主要投资制衣业。我记得好像2005年后，随着两国关系的不断升温和相关政策出台，大批中国人开始进军柬埔寨。
中资企业对柬埔寨的经济发展绝对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应该可以讲，没有中国的投资和帮助，柬埔寨绝对不会有今天。我们在帮它修路，建水电站等基础设施，几乎所有行业都有中国人的身影。
记者：从整个东南亚这个圈层来谈，柬埔寨发展不可或缺的因素，与中国有很大关系，能否这么理解？
刘晓光：柬埔寨政府和民间均认可这个说法。在东南亚，柬埔寨的政策比较宽松，投资项目没有限制，国民待遇和无外汇管制很吸引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所以中国人进入各种行业。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
刘晓光：我属于年轻时不安分，比较冲动，敢实践。通过这些年的媒体工作、年龄增长，阅历增加，我变得更成熟，更能从实际出发看待各种问题。比如现在看中国人在柬投资问题，我会有更加冷静和清晰的看法和认识。
《柬单⁺》
记者：Miles·T 吴平 编辑：余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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