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朱敏学曾经经手的“担架旅客”(受访者供图)
记者:人鱼
“这不是买张票的事。”接受采访时,中柬第一医院的朱敏学院长告诉记者,过去几年,他亲自协助处理了数十例中国患者从柬埔寨回国接受治疗的案例。在他看来,“重病回国”听起来像个医疗问题,实则是一个牵涉航空、出入境、公共安全与医疗伦理的系统性操作流程。没有适航证明,哪怕人能走,也可能无法登机;一旦出错,代价也不仅仅是无法登机。
在采访中,朱敏学始终在向记者强调一句话“我们不可能乱开适航证明”。这个证明,也是患者能否顺利回国治疗的第一关:如果没有这个证明,航空公司有权拒绝登机。
对朱敏学来说,出具适航证明,绝对不能依靠情绪判断,而是要基于严格的论证。
“我们这边最重的一个病人是内脏出血。那不是回国的问题,是先得保命。”朱敏学回忆,“病人进来时极度虚弱,谁都知道如果强行上飞机,人在半路可能就没了。”
这类患者即便后续计划回国,医院也会先将病情控制住,再重新评估是否符合乘机条件。“有的人这两天状态还可以,但病情反复,我们也不能乱开适航证明,否则出事责任太大。”朱敏学说。
上图:朱敏学曾经经手的“担架旅客”(受访者供图)
朱敏学告诉记者,医院在判断病人是否可以乘机时,至少要评估三方面:基础生命体征是否平稳、意识是否清楚、有没有高风险并发症。一旦这三项无法满足,即使病人及其家属强烈要求,医院也不会出具证明。
不过也有例外:如果病人无法坐立、必须平躺,唯一的方式是申请航空公司“担架改造”服务。
“这不是把人抬上飞机那么简单。”朱敏学说。首先,申请必须提前72小时向航空公司提交,包括医生诊断、影像资料、病人身体视频等,必要时还要说明是否使用胃管、导尿、吸氧设备。
“航空公司会根据资料判断你这个人能不能飞、这个飞机能不能飞。”如果确认承运,航司需安排适配机型并将后舱三排共9个座位拆除,安装担架及必要医疗装置。同时还需预留一个陪同人员的座位。因此,担架旅客需按经济舱原价购买10张票,无折扣,无法退改。
上图:机舱内的“担架旅客”,下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改装的座椅(图片来源于网络)
“举个例子,一张原价8000元的票,10张就是8万元。加上地面交通、医疗陪护等,单程费用常在10万元上下。”朱敏学坦言,不少患者家属起初以为只是多买两张票,了解细节后才发现“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更关键的是,即使申请通过,航空公司仍保留登机前最后判断权。一旦患者状态不稳、资料不符,航司有权取消行程。
申请通过后,并不意味着流程结束。机场环节依然繁复。病人是否能登机,还取决于海关、安检、边检等多部门的协同。
“虽然救护车能够在这时候直接开进机场,但是相关程序也比较严格。”朱敏学解释,“比如,出发前至少三天,需要将病人护照信息、当天所有陪同人员身份证、救护车车牌号等资料提交机场与移民系统备案。”
此外,救护车还必须走专门安检通道,底盘、车身、车厢都要接受排爆检查。人员也须过境安检,方可驶入停机坪。
“到了机舱口,柬埔寨移民局的工作人员还会复核护照与报备信息是否一致。”这一步一旦出错,很可能就无法登机。
更复杂的是,对于病人本人无法前往移民窗口的情况,需提前由医院协调“出境确认”程序;在系统后台完成出境登记后,病人不必按指纹或盖章,但必须在登机口接受人工确认。
“全流程没一项是能临时补救的。”朱敏学说,“相比担架旅客,一些病人虽能自行行动,但身体状态依然不适合飞行。例如近期手术、呼吸系统疾病、心脏负荷过重等。”
上图:航空公司正在保障“担架旅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朱敏学表示,即便病人本人能走,医院也会评估其飞行适应性:他告诉记者,曾经有一位左腿骨折的年轻人,因未提前通报,直接在网上购买回国机票。结果到了机场被拒绝登机,既损失票款,也耽误治疗。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医疗包机,但那是土豪的选择。”朱敏学说,“比如从金边飞昆明或广州,单程预估在60万元人民币左右。”
朱敏学表示,自己过去曾处理过3起包机案例,其中2人顺利回国,还有1人飞机已从中国起飞,但病人在金边突发去世,航班中途返航。“包机虽然最稳,但也最贵。”朱敏学坦言,“包机涉及协调国内外航空与医疗监管,不一定是最佳方案。”
“我们的责任是把人安全送上飞机。”朱敏学说,落地后的事情需要家属提前安排。多数患者抵达后会被送往降落城市的医院,如广州、昆明、南宁等。但若未事先沟通,或资料不齐,有可能出现“落地无人接应”的情况。
“之前也有患者希望我们帮忙协助回国,可有时回去之后就断联,医药费也没付。”朱敏学说,“但我们还是坚持做,就像我我接触过的很多病人,到最后其实不是输在病情,而是输在流程上。”
“回国”这件事,对很多身在海外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心理安全感;但对于急需回国治疗的患者来说,这不是一场旅行,而是一场时间、判断、金钱与制度的多重考验: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件事不仅需要专业介入,更需要尊重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