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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凯文（戴眼镜者）被抓
记者：小米
编者按：本文内容主要根据当事人刘凯文口述整理。涉及执法过程、被带走原因、调查细节等信息，因柬埔寨警方截至发稿前未就此事公开说明，文中相关内容均以刘凯文个人陈述为主。
8月6日深夜11时许，正在金边一处工地宿舍熟睡的刘凯文，被一阵嘈杂的声音惊醒。
透过窗户，刘凯文看到工地里突然出现大量持枪人员。“至少有30人，有便衣，也有穿军装的，手里拿着AK和手枪。”最开始，刘凯文并没有意识到这场行动与自己有关。
在柬埔寨生活、工作近10年的他，是一名工地预算员。当天晚上，他和妻子正在宿舍休息。看到如此大的阵仗，甚至一度以为警方是在抓捕毒贩或者其他犯罪嫌疑人，直到看到同事被戴上手铐。
“我的同事就是一个普通会计，那一刻我才意识到，事情可能和我们有关。”随后，刘凯文和妻子下楼配合调查。
从这一刻开始，他人生中最难熬的48小时正式开始。
深夜突袭：工地人员被带走
刘凯文告诉柬单网记者，当晚执法人员进入工地后，对宿舍及项目区域展开检查。他和妻子带着自己的护照、有效签证以及劳工证下楼。
“他们让我蹲下，我没有蹲。我让老婆告诉他们，我没有犯罪，为什么要蹲下？”
现场人员没有进一步强制要求他蹲下，只是安排人员站在周围。刘凯文不断让妻子询问发生什么，但得到的回答始终比较简单：“没事，等一下。”
当时，他仍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排查。大约10分钟后，一名年轻中国男子被带进工地。对方双手被反铐，由两名宪兵押着。
这名男子看到刘凯文是中国人后，不断询问：“哥，什么情况？你们是做什么的？”刘凯文当时同样不知道发生什么，因此没有多说，只回答自己也不清楚。随后，工地材料员也被押了出来。
材料员已经60多岁，腿部有旧伤，同时还有头疼的问题。看到老人被要求蹲下，刘凯文让妻子帮忙解释。一名宪兵随后拿来椅子，让老人坐下。
此时，被控制的人员已经包括刘凯文、会计、材料员、保安，以及两名中国籍人员和两名柬埔寨籍人员。执法人员随后要求刘凯文的妻子带路，对工地所有房间进行检查。当晚，项目处于停工状态，部分员工已经回国休假，现场并没有发现更多人员。
刘凯文开始意识到，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简单。
想联系翻译和外界，却被要求不能打电话
检查结束后，现场人员开始打电话联系车辆。刘凯文担心事情进一步扩大，希望能够在工地把情况解释清楚。“如果真的进了局子，后面的事情就不好控制了。”于是，他让妻子联系项目翻译，希望翻译能够与现场负责人沟通。
但电话接通后，对方并没有与翻译进行解释，随后直接挂断电话，并要求刘凯文妻子不要打电话、不要拍照。没过多久，一辆挂着红色车牌的皮卡驶入工地。车厢内有两排座椅，宪兵示意被控制人员上车。
刘凯文与其他人被抓
刘凯文赶紧拿出自己的护照、劳工证，试图证明自己只是普通工地工作人员。但据他回忆，现场人员并没有仔细查看他的证件。就在准备上车时，另一名中国人也被带了进来。对方是工地瓷砖劳务分包老板，当晚只是到工地取车钥匙，也被戴上手铐。
这一幕让刘凯文更加紧张。
上车前，他将手机交给妻子，并试图让妻子联系中国相关部门。但妻子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
与此同时，一名华人面孔的便衣人员将手机拿走，并再次要求妻子不要拍照、不要打电话。随后，刘凯文和其他人员被押上车辆。车辆驶出工地时，门口已经聚集一些媒体人员。
从金边押往外省：恐惧开始蔓延
车辆行驶约半小时后，抵达一处大型军营。刘凯文等人被带下车，进入一间办公室。随后，又有两名同事被带进来。至此，被控制人员增加至8人，包括：刘凯文、会计、材料员、保安、瓷砖劳务分包老板、安全员、司机，以及此前被带来的中国年轻男子。
现场人员要求他们接受拍照、登记等程序。刘凯文回忆，当时他们不断询问为什么被带走、是否可以打电话，但现场人员没有正面回应。大约一个半小时后，一辆中巴车抵达。这一次，除了被控制的8人，车上还有几名军警人员。车辆随后驶离金边。
随着车窗外的城市灯光越来越少，刘凯文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我当时就觉得坏了，他们是不是要把我们带出金边？”
车辆连续行驶数小时。夜色中，刘凯文无法准确判断具体位置，只能根据路边信息进行大概判断。
8月7日凌晨4时左右，车辆抵达外省。后来他才知道，是贡布省。
刘凯文被安排与另外三人关押在一间狭小房间。按照他的描述，房间面积大约只有6平方米。里面有厕所和淋浴区域，卫生条件较差，厕所与睡觉区域之间只有较低的隔墙。房间一侧是铁栏杆。“抬头就是13根铁栏杆，外面就是自由。”4个人被安排在狭小空间内，吃饭、睡觉、等待调查。
没有手机，没有时钟，也无法与外界正常联系。对于一个此前一直正常生活、工作的普通人来说，这种突然失去自由的状态，让刘凯文难以承受。“我从来没有进过这种地方。”
更让他恐惧的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抓，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出去。“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人陷害你，也不知道谁能够救你，更不知道会不会一直关下去。”
进入关押室最初的一个小时里，他和那名中国年轻男子便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而司机和安全员则选择躺下来，尽量减少活动。刘凯文说，那一夜自己几乎没有真正睡觉。“以前觉得自由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真正被关进去之后，才知道自由有多珍贵。”
被抓现场大批柬文媒体
天亮后，依然没有人来向他们解释情况。长时间的恐惧、失眠和压抑，让刘凯文的情绪逐渐失控。他开始感觉胸口不适。由于此前曾有过心脏不适的经历，他担心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于是向看守人员求助。对方随后联系人员进行检查。
两名身穿军装、带有红十字标志的人员为他检查了血压、心跳等情况，并进行了简单的血液检测。刘凯文坚持要求去医院，但没有得到同意。他又提出，希望联系妻子，让妻子将自己平时服用的药送过来，同样没有得到允许。
最终，他只能在外面短暂休息后重新回到关押室。为了避免自己继续陷入恐惧，他开始主动找那名年轻中国男子聊天。而这个年轻人，恰恰成为了这48小时里让刘凯文印象最深的人之一。
这名年轻中国男子来自黑龙江。被抓时，他也一直在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开始，刘凯文甚至怀疑对方可能与所谓案件有关。
但随着聊天深入，他才逐渐了解到，对方自称只是卖车的，当晚外出后经过某处娱乐场所，看到执法人员后因为害怕被误认为是“扫黄”对象而逃跑，随后被抓。“我当时其实不太相信。”但后来发生的事情，让刘凯文不得不重新认识这个年轻人。
年轻人告诉他：“我只要打个电话，他们就会客客气气送我回去。”
起初刘凯文觉得这听起来像是在吹牛。但事实证明，对方并没有夸张。后来，年轻人的公司与相关人员取得联系，第二天有人带着他的护照、劳工证等材料前往处理。
第一次做笔录：他最担心的是“被认定有罪”
被关押一段时间后，现场人员开始安排接受笔录。由于语言问题，刘凯文对这一过程格外紧张。“我只会一些简单的柬埔寨语，很多东西听不懂。”
而笔录材料主要是柬文。他担心自己看不懂内容，却在不清楚的情况下签字，最终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万一表面上说没事，最后签的东西却是另外一回事怎么办？”
笔录过程中，工作人员询问了他的个人信息、家庭情况、工作情况等。随后，翻译人员问了一个让他意外的问题：“你知不知道有人被绑架？”
刘凯文当场愣住。“绑架？”
他此前完全不知道自己被带走与什么案件有关。他立即否认自己知道相关情况，并表示自己这几天一直待在工地，几乎没有离开。随后，翻译告诉他：“你老婆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们了。”
此前，他一直担心妻子根本不知道自己被带到了哪里。从金边突然被带往贡布，没有电话号码，也没有拘留地点信息，他一度认为妻子很可能找不到自己。但笔录时，他得到一个让自己意外的消息：
妻子已经找到了。更让他震惊的是，妻子已经赶到贡布。当天，他终于与妻子进行了视频通话。电话接通的一瞬间，刘凯文哭了。“我看到她的脸，眼泪一下就出来了。”
妻子告诉他，已经找了律师，让他不要害怕。这成为刘凯文坚持下去的重要支撑。随后，翻译人员告诉他，只要完成后续证人指认等程序，就有可能获释。
一名警员也不断安慰他：“Go home tomorrow.”回到关押室后，这句话成为刘凯文唯一能够抓住的希望。
刘凯文工作的工地
妻子两天没吃没睡，骑摩托车寻找丈夫
后来，刘凯文从妻子和妻妹口中得知，在他被带走后，妻子几乎没有休息。由于不知道丈夫被带到了哪里，她骑着摩托车在金边多个警察机构之间寻找、询问。直到后来才得知丈夫被带到贡布。随后，她又找律师，并联系家人和翻译人员。刘凯文的妻妹也专门请假赶到贡布，帮助双方沟通。
“她一个本地人，在金边都经常迷路，却为了找我一路找到贡布。”他说，这一刻自己才真正意识到，妻子这两天承受的压力并不比自己小。
探视结束时，妻子隔着铁栏杆对他说：“I stay here waiting you until you free.”（我就在这里等你，等你自由。）
证人指认：10秒决定他能否回家
8月8日上午，相关人员开始安排证人指认程序。按照刘凯文的回忆，他当时并不知道证人具体是谁，也不知道自己需要被指认与哪起事件有关。只知道证人坐在一辆贴有深色车膜的黑色现代商务车内。
“整个过程可能不到10秒。”刘凯文回忆，证人完成指认后，他又被送回关押室等待。
现场负责人告诉他，最快下午3点、最迟下午5点左右可以回家。但对于已经经历近两天关押的刘凯文来说，每一分钟依然十分漫长。
他不知道手续什么时候能够完成，也不敢真正相信自己马上就能自由。期间，工作人员不断送来食物、水和药物，并告诉他们不要着急。“今天可以回家。”这句话，他已经听了很多遍，但手续迟迟没有完成。
8月8日下午4时许，刘凯文再次被叫出关押室。这一次，没有再给他戴手铐。门外站着他的妻子和妻妹。宪兵随后向她们说明相关情况。
妻妹告诉刘凯文：“可以回家了。”他站在那里愣了几秒。随后，眼泪再次流了下来。“我反复问她们，是不是真的可以回家。”确认之后，他终于放声大哭。
8月8日下午6时左右，相关手续完成，刘凯文终于离开关押处。当天晚上11时左右，他回到金边。
“这48小时，让我第一次知道自由有多珍贵”
回到金边后，刘凯文重新看待这次经历。他表示，从目前自己的经历来看，相关人员最终还是按照调查程序进行了笔录、证人指认，并在调查后将他们释放。
“我们没有遭遇身体上的暴力，他们后面知道我们与案件没有关系后，对我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但与此同时，他也对整个过程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他认为，如果能够在采取强制措施前进一步核实相关人员身份和情况，或许可以避免普通人员经历这样的恐惧。尤其是在语言不通的情况下，被带走、转移，却不知道原因，也无法及时联系家人、律师和翻译，这种未知本身就足以让人产生巨大心理压力。
“如果只是普通调查，我们可以配合，但至少应该让我们知道为什么被带走。”
经历这次事件后，刘凯文最想提醒在柬埔寨生活、工作的中国人：“都是同胞，请你们不要搞中国人。”
在他看来，无论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如果中国人之间存在商业纠纷、个人矛盾或者其他冲突，都不应该让与事件无关的普通工作人员承担后果。
“我们这些打工的人根本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他说，自己有父母，妻子又在柬埔寨。如果真的因为一场误会被长期羁押甚至判刑，受到影响的绝不仅仅是自己。
“今天给家里报平安的时候，我还是没忍住哭。现在回头想，真的后怕。”
对于此次经历，刘凯文认为，在语言和法律环境都存在差异的情况下，针对中国人的案件，更应该重视事实核实以及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在事实尚未调查清楚之前，如果相关信息被快速传播，容易让当事人在事实尚未明确的情况下就被贴上标签。
刘凯文表示，自己被带走后，一些朋友通过网络看到相关信息，纷纷打电话询问。
而此时的他，却根本无法与外界联系。“我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外面已经有人认为我们是什么人。”他希望媒体在报道类似案件时，能够尽可能核实事实，不要仅凭现场信息或者单方面说法给当事人定性。
“对被关进去的人来说，一句话可能就是一辈子的影响。”
刘凯文工作的工地
这场经历，也让他重新认识柬埔寨
经历这次事件后，刘凯文并没有因此否定自己在柬埔寨生活了10年的经历。相反，他认为，这次事件也让自己重新思考中国人与柬埔寨之间的关系。
“这片土地是柬埔寨人的，空气和水也是柬埔寨的。”
他说，中国人在这里做生意、工作，离不开当地社会、政府以及普通民众提供的环境。因此，无论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还是中国人与柬埔寨人之间，都应该更多地寻求合作，而不是制造矛盾。
“我们能够带来技术和资金，也可以和这里的人一起发展。”
在他看来，无论一个人在柬埔寨拥有多少财富、多少资源，都应该尊重当地法律和社会规则。“有本事，就为这个国家和人民多做好事；没本事，也不要做坏事。”
如今，重新坐在金边的家中，刘凯文再回想那48小时，最难忘的已经不是深夜突然出现的持枪人员，也不是狭小的关押室，而是自己第一次真正意识到：自由并不是理所当然。
8月6日深夜，他还是一名普通的工地预算员，突然被警察抓走。48小时后，他重新回到金边，回到妻子身边。
在这48小时里，他经历恐惧、失眠、身体不适、情绪崩溃，也经历妻子的寻找、家人的担忧、公司的帮助，以及最终完成调查后获释的过程。
对于事件本身，他仍有很多疑问。
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经历，让其他在柬埔寨生活、工作的中国人看到另一面：
在陌生国家生活，最重要的是遵守当地法律、保护好自己的合法证件，同时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尽可能保持冷静，及时联系家人、公司、律师以及能够提供帮助的人。“我希望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不是为了制造恐慌。”
“我只是想告诉还在柬埔寨的中国人，遇到事情不要慌，也不要觉得自己没人管。”
对刘凯文来说，这场经历已经结束，但那间6平方米的关押室，或许会成为他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忘记的记忆。再次走在金边街头时，他最想珍惜的，已经不是过去习以为常的生活，而是两个再普通不过的字——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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