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博士在电诈园区研究现代奴役

近日，反电诈自媒体人“徽剑”遇害一事，正持续在大众视野中发酵。生前，他曾长时间曝光缅北、柬埔寨的电诈内幕，并公开发文举报过电诈集团骨干刘忍。

 

看到这条新闻，李玲的第一反应是愤怒。这也是三年来支撑她持续研究东南亚电诈议题的一种动力，“大众往往把这类事件当作一则新闻，看完就翻篇了。但正是这种愤怒，让我们这群人聚在一起，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诈骗园区怎么运转摸清楚。”

 

李玲是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的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是技术助长的现代奴役制。自2023年，李玲在柬埔寨接触过大量从园区逃出来的受害者。她发现，受害者身上那些难以察觉的伤痛和背后的社会问题，一直处于公众视野的盲区。2026年1月，她合著出版了《逃离园区：东南亚电诈内幕》一书，梳理出跨国电诈的运作逻辑。

 

如今，园区虽被打击，犯罪链条却在迁移。诈骗团伙转向欧美市场，藏身居民楼甚至开启“居家办公”。对许多受害者而言，逃离也只是漫长自救的开始。

 

以下是李玲的讲述：

 

新现代奴役

 

今年有人问我：“现在还有园区吗？”我听到这种问题会觉得很惊讶。因为在我们的工作中，新的园区和新的受害者一直在出现。

 

缅甸、柬埔寨一轮轮的打击，容易让公众产生一种错觉，以为诈骗规模已在收缩，但事实并非如此。

 

诈骗集团正在进行业务转型。早期，很多园区主要做“中国盘”。2024年年底，缅北诈骗受到打击之后，一部分集团开始转向做“欧美盘”。

 

园区要做欧美市场，需要会说英文的人。2022年，我最初接触的受害者主要是中国人。到了2024年，来自非洲的受害者开始零星出现。再往后，南亚地区的受害者数量明显增加，包括巴基斯坦、印度和孟加拉国。到2026年，受害者已经来自80多个国家，连加勒比，中亚和南美也未能幸免。

 

诈骗的办公地点也在发生变化。早在大型园区出现之前，诈骗团伙就常常藏在居民楼。后来才有了动辄上千人、高墙围起的园区。如今打击力度加大，一些团伙又化整为零，重新散进普通居民楼。

 

一个埃及受害者跟我们说，他随着柬埔寨的诈骗公司搬到了马达加斯加，四家公司挤在同一栋楼里，周围住的都是普通居民。

 

甚至还出现了居家办公的模式。我们接触过一名东非的受害者，他接手了一份居家办公的工作，进去后才发现是诈骗。对方说团队在马来西亚，网站搭建人员来自台湾。

 

诈骗活动没有变少，但正在变得更加隐蔽，外界很难通过一个明显的地理标志发现它们。

 

图丨李玲团队绘制的全球诈骗园区的地点

 

2024年，我们总共接触了一百多个因电诈受骗的案件。大部分人被骗出来的原因都差不多：求职。

 

很多人原本只是想找一份工作。有人在国内找不到工作，有人急着还债，还有些人相信了所谓的高薪招聘广告，以为出国就能改变自己的处境。

被骗渠道也是多样。除了虚假网络招聘，还有熟人、网红推荐，甚至有专门把人骗到东南亚再转卖的中介。很多人在来之前，既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要去哪。

针对国内欠债人群，中介的骗术更有针对性。他们采用的说辞是：来柬埔寨或泰国，我帮你开公司，回去后能借网贷还款，还不留不良记录。

 

对急需出路的人来说，这些话极具诱惑。可等落地了才发现，等待ta们的根本不是公司，而是囚禁和控制。

 

最开始接触电诈园区受害者的时候，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十分特殊的现代奴役形态。

 

传统奴役往往是把人禁锢在渔船或性工作场所，使其与外界隔绝。而电诈园区的奴役方式非常赛博化：受害者始终在线。ta们可以给家人报平安，每天和陌生人聊天，看上去和外界的连接从未中断。

 

但这条连接已经被接管了。手机由园区控制，聊天记录被检查，报平安时说什么、不能说什么都有人盯着；而ta们每天和外人的“聊天”，本身就是诈骗工作。人一直在网上，却没有一句话是自己的。

 

剥削方式也不同。传统奴役剥削的主要是身体，而在电诈链条中，受害者不仅被强迫劳动、遭受身体层面的压榨，自身还会被当成工具，继续去欺骗、剥削下游的诈骗受害人，形成层层盘剥的结构。

 

受害者进入园区后，首先失去自由。ta们的护照和身份证件会被扣下，手机被没收，行动受到限制。如果不服从管理，可能遭到殴打、虐待，甚至被转卖到其他园区。

 

成功逃亡，往往也需要付出很大代价。我认识一位来自东北的大哥，三四十岁，身体原本很强壮。他在国内有一份工作，收入虽然不高，但相对稳定。因为家里人得了重病，他急需用钱，看到高薪招聘的信息后，就相信了对方，结果被骗进园区。

 

逃跑时，他被园区的六个人追上，一个人跟他们扭打起来。他的腿被打成重伤，从此落下残疾。我第一次见到他时，他连路都走不稳，一瘸一拐的。

 

去年，我合作写了一篇有关于东南亚诈骗园区女性受害者的文章。因为现在大家关注男性受害者较多，女性受害者的问题很少被关注。

 

写那篇文章的过程，对我来说挺煎熬。一方面情感上冲击很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迫使自己保持理性。我很清楚，每一次访谈都可能让她们重新回到那段经历里。所以我会尽量让她们决定讲什么、讲多少，随时可以停下来。

 

写完后，我也一直和她们保持联系。这不是为了疗愈谁，我也没有这个能力，而是我觉得，既然请她们讲出了这些，我有责任不在拿到故事之后转身离开。

 

我最近访谈了一位快三十岁的东非女性。她告诉我，自己曾经试图反抗，结果对方打了她，还拿刀朝她腹部捅了一刀，随后把她扔在园区附近的草地上，想让她自生自灭，流血而亡。

 

幸运的是，她有一位老乡刚好从园区逃跑成功。老乡翻过两三米高的墙，从她身边经过时看到了她。对方个子很瘦小，却没有把她丢在那里不管。在很可能被抓回去的情况下，他还是冒险把她拖出了危险区域。两个人就这样一步一步逃了出来。

 

我听她讲这些时，已经非常难受了。可她反过来告诉我，自己觉得特别幸运。

 

援助者

 

我一直从事与现代奴役研究的相关工作。此前，我关注过东南亚女性被贩卖到东亚或中东地区从事家佣、婚姻和性剥削的情况，也研究过非洲儿童兵。做这类研究，需要经常和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以及当地NGO交流。

 

2022年3月，我当时在利物浦大学做兼职顾问，参与一项关于柬埔寨女性被贩卖到中东从事家佣工作的研究。当地一个NGO组织告诉我，有中国人被卖到柬埔寨了。

 

我上网搜索之后发现，那段时间正好是柬埔寨诈骗最严重的时期。很多受害者找不到真正提供救援的渠道。

 

当时，中柬义工队还有部分人在活动，另有国际组织参与救援。我联系上了相关组织，也认识了仍坚持做救援的华人义工。因为我有相关的帮扶经验，他们便把一些棘手的案子转交给了我。

 

据义工们讲述，这些受害者有人摔断了腿走不掉，有人怀着孕，还有人带着孩子。ta们既没钱，也没相关证件，根本不能离开这里。

 

过去多年，我访谈的大多是外国受害者，隔着英语，或者隔着翻译。直到第一次有人用中文跟我讲述她经历的折磨，那种冲击完全不一样。很多细微的东西，一个方言里的词，一声停顿，一句“也没什么”之后的沉默，只有是母语才能感受得到。那一刻我特别无力，也特别想做点什么。

 

我拿着手头上的案件，去找联合国相关机构和当地的反人口拐卖组织，询问有没有办法提供人道主义帮助。但真正了解这件事的机构没有几家，我几乎到处吃闭门羹。

 

在正规机构的系统里，处理跨国诈骗园区被拐受害者的流程几乎是一片空白。ta们没有足够的处理经验，也不知道应该由哪个部门负责。

 

2023年9月，我开始在威尼斯卡福斯卡里大学读博，研究方向是技术助长的现代奴役。随后我回到柬埔寨，在那里住了两年多。

 

在柬埔寨做田野调查，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没有机构背书，受害者很难相信你，也不会轻易跟你讲自己的经历。

 

受害者已经被欺骗过太多次了。对ta们来说，一个突然出现、声称自己要做研究的人，并不天然值得信任。

 

幸运的是，当时正好有一家机构准备在当地设立办公室，正在摸索怎么建庇护所、搭建一套帮扶机制，需要有诈骗园区被拐受害者工作经验的人。经熟人介绍，我加入了ta们。

 

一开始我主要做翻译，后来慢慢转向法律援助：我会向受害者解释ta们目前的处境，告诉ta们如果选择回国，需要经历哪些流程；也要教ta们，在面对柬埔寨警方盘问时，警方会问什么、自己有哪些权利，怎样把被拐骗的经过讲清楚。

 

这些年，我有过很多次想放弃的时候。和受害者聊得越深，自己背回来的东西就越重；而另一边，园区非但没有消失，还在不断换地方、换国家、换手法。

图丨李玲团队拍的电诈园区内部

最难熬的，是在演员王星被骗事件前后。我碰到一个18岁的男孩被卖到了缅北，园区最开始向家里要三十几万元。后来有一家中介方和他的妈妈谈，双方一度谈好了价格。可是等到真正见到孩子以后，园区又临时加价，加到了40万元左右。

 

男孩的家人在工厂打工，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他妈妈打电话到我所在的机构，问能不能借这笔钱。

 

我拒绝了。因为如果每个家庭都来借，几十万的赎金我们也承担不起。何况每付一笔赎金，都是在给园区输血。后来，这位妈妈自杀了。

 

这件事发生后，我大概两三个星期都没有缓过来，甚至一度不太想继续参与救援。现在想起来，还是特别难受。

 

救援者也有自己的能力边界。我们能帮忙筹钱、协助办证、买机票，但没法替所有人交赎金，也替代不了当地政府和执法。

 

但每次快撑不下去的时候，总会有一个人出现，提醒我为什么这份工作值得。

 

最近的一次是茱莉亚(化名)。她是一位单亲妈妈，我们在柬埔寨协助她获救，送她回了乌干达。可回去之后，她生了病，还要一个人养女儿，只能再出去找工作。

 

她以为这次留在非洲是安全的，没想到还是进了诈骗园区。后来她发现，这家公司正是从柬埔寨搬过去的。

 

被困在诈骗园区时，茱莉亚主动把里面的情况一点点传出来。我们把信息转交给警方，同时为她申请了证人保护。从她发出求助到警方行动，只用了一周。现在她已经回家了，我们也给了她一些经济上的支持。

 

前些天，她给我发来一张和女儿的合照。差不多同一时间，我收到消息：当初虐待她的那个主管被捕了。那一刻我想，再坚持一下吧。

 

茱莉亚的两次经历，还说明了一件事。一个人从园区出来，能不能被正式认定为人口贩运受害者，往往决定了接下来的一切：能不能得到保护和安置，能不能拿到回国后的支持，会不会因为走投无路再被骗回去。这也是我一直关注受害者身份鉴定的原因。

 

在柬埔寨，由于缺乏有关这类受害者的鉴定机制，逃出来的人被直接视作非法入境或非法滞留者。

 

作为滞留人员，他们需缴纳每天10美元且上不封顶的罚款，被困园区一年就要面临3650美元的高额费用，根本无力承担。为此，必须逐级发函至当地外交部、内政部，再转交移民局，恳请取消这笔罚款后才能离境。

 

我们需要一套更加清晰的认定流程。泰国目前会采用多机构共同协作的方式，由警方、NGO和医院共同参与受害者鉴定和讨论，最后由警方给出结果。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也已经发布了针对诈骗园区受害者认定的相关指导意见。

 

前几年，我参加了东盟和联合国相关会议，会上反复讨论这几点：如何让警方和NGO使用统一的认定标准，如何加强信息互换，以及如何提升警方对NGO的信任。

 

幸存者

 

我们在写《逃离园区：东南亚电诈内幕》时，通过查阅资料和梳理历史脉络，发现诈骗行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迁移过程。

 

最初，20世纪90年代的台湾地区就出现了利用互联网进行大规模诈骗的犯罪集团。后来，这类团伙迁往广东，再逐渐转移到东南亚。一些我们接触过的诈骗园区小老板会说，台湾是这个行业的“祖师爷”，会提供不少技术。

 

如今，诈骗行业的全球化，不只是人员流动，也包括技术、资金和组织方式的跨境流动。一个诈骗集团可能在一个国家招募人员，在另一个国家搭建网站，面向第三个国家的受害者实施诈骗。犯罪活动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单独依靠一个国家的执法力量，很难完整地处理整条链条。

 

与此同时，AI也正在被诈骗集团用于包装骗局。

 

2024年至2025年，我们遇到过一个马来西亚诈骗团伙。ta们先在网上搭起一批小网站，发布所谓公司的亮眼业绩和媒体报道，内容全是编造的。等这套“门面”立起来，再拿它去引诱中国人投资。

 

这套门面在AI时代尤其管用。现在很多人想了解一家公司，会直接问AI。AI会把网上能找到的信息汇总起来，给出一个看似客观的结论。如果网上铺满了这家公司的好评和报道，AI给出的答案自然也是“这家公司很靠谱”。可这些“好评”，很可能正是诈骗团伙自己写和发，目的为了让人相信这家公司有实力和业绩。

 

另一个让我比较关注的问题，是利用女性照片制作虚假身份和私密影像。

 

有外籍受害者向我们讲述，园区会要求ta们去中国社交媒体上寻找女性照片。筛选标准通常是粉丝量比较少、关注者不多，但年轻漂亮、账号更新频繁的女性。ta们把这些女性的照片和日常内容下载保存，再到国外平台建立假账号，冒充她们去接近诈骗目标。

 

接下来，诈骗者会使用AI生成这些女性的私密照片，引诱被骗的人进行裸聊，再以此实施敲诈。

 

这种行为已经涉及影像暴力。被盗用照片的女性，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照片被建立虚假身份。等到这些图片被发布到国外平台，她们想证明图片属于自己、要求平台下架，都会遇到很多困难。

 

园区造成的伤害，从来不止于园区之内。对这些素未谋面的女性是这样，对那些终于逃出来的人更是如此。很多人以为离开就是结束，其实往往是另一种痛苦的开始。

 

对许多逃出的人来说，离开也是新的痛苦的开始。赔付是大多数人离开园区的方式之一。可那些在园区待了一年，家里毫无收入的受害者，为了“赔款”，还要找熟人、托关系，甚至倒贴几十万元。包括最近演员王星从诈骗园区逃出来后，开始偿还欠下的网贷。

 

我想，这种情况难道只能自认倒霉吗？是否应当建立更完善的法律制度，为这类人员提供兜底保障？

 

2025年底之前，我们会通过其他方式帮助受害者免交赔付。比如，我们会找和当地警方关系较好的第三方，利用这种关系促使警方直接出面，把人从园区里带出来。

 

但这一方式也受限制。救援需要渠道和关系，也需要有人愿意承担风险。更多时候，受害者只能自己想办法，或者在家人的帮助下筹钱。

 

对于许多受害者来说，回国也不意味着问题结束。很多人回去后，还要面对家人的责怪。

 

偶尔，我会联系一些曾经帮助过的未成年女孩，像朋友一样闲聊几句：“最近怎么样？”“在家里过得好不好？”“有没有谈对象？”

 

但我发现，很多家人的态度其实是责怪。尤其在东亚家庭里，家人可能会问：“你当时为什么要去？”“都是你的错。”“家里还为你花了那么多钱。”

 

家人往往觉得，既然人已经回来了，事情就算结束了。但对受害者来说，经历过的事情并不会因为离开园区而自动消失。她们还需要面对创伤，也需要重新建立与家人、朋友和社会的关系。

 

小A是我交流最多的受害者之一，我几乎看着她从园区出来，一点点回到正常生活。她被骗进园区前还未成年，和对象一起，被对象的朋友骗到柬埔寨的诈骗园区，进去半年后生了孩子，随后被园区主动放出。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几乎不说话，一开口就哭。她没有奶水，孩子也很瘦弱。我带她去医院检查，她被确诊为抑郁症。之后她住进一处庇护所，和男朋友一起照顾孩子，可两个人都没有带孩子的经验。

 

那时她才17、18岁，自己还是个孩子，就突然要当妈妈。没有人教他怎么照顾一个婴儿，也没有人照顾她。

 

回国后，我帮她找了心理咨询师。但因为是线上的，效果并不理想。

 

最后是她自己一点一点熬了过来，从我们第一次相见，到她真正走出来，用了两年。

 

我最初会按照国际惯例称ta们为“幸存者”。这个词是为了避免二次创伤，也符合人道主义的表达。但实际使用之后，我发现它在这个语境里有些别扭。

 

因为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幸存”。虽然ta们还活着，但问题没有解决，正义也没有得到声张。旁人凭什么替ta们宣布已经幸存了呢？

 

在我看来，只有当一个人的生活真正回归正轨，心理创伤逐渐得到平复，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幸存者。

来源：真实故事计划

 

其实就是太轻了。 立即枪决 一批才有震慑力

所以说害人的东西都是博士搞出来的宁愿坐三年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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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是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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