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吴建军一样，王森也对科研感到失望。
王森今年43岁，博士毕业后，在山东一所公办二本院校工作了七年多。她是文科讲师。今年年初，学院向她摊派了70万的横向到账经费任务——她的年收入不过10万元。
她拿不出这个钱来。学院领导找她谈话，建议她把房子抵了，再自己注册个公司。“有些老师的确那么干了，但是我干不了，一旦中间有什么闪失，房子没有了，我的父母住哪里呢？我也不可能拿父母的养老钱去做这种有风险的事。”王森说。
现在来看，王森觉得，领导就是在PUA她。他对王森说，别看你是博士，现在博士也很卷的，30岁的博士，我们都嫌年龄大。
王森在2017年开始找教职，那是博士进高校最好的时候。那两年，国家启动“双一流”建设战略，合并“三本”院校，许多地方学院升级成为大学。但短短几年后，高校教师就快速“超编”了，博士进高校也变得越来越困难。王森觉得，现在的高校教师和公司里的员工是一样的，拉横向课题，就像在拉赞助、卖保险。
过完年，王森选择了辞职。除了无法完成的横向任务，王森决定离开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放弃做科研了。本该专心做科研的时候，她总是患得患失，陷入灾难化想象：这个立项书要是投不中怎么办？情绪和状态都非常差。
读博的时候，她相信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读完博士，她发现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儿：适合做科研的人，除了要有很强的逻辑思维、语言表达能力和心理素质，还要有很强的公关能力、和其他人打交道的能力。她不擅长。但是，付出了那么多，她又没法放下。
即便是她最喜欢的教学部分，也几乎成了高校里最不重要的事。在王森的感受里，疫情之后，教学就变味了，出现了许多条条框框的束缚。
首先是写材料。入职七年，王森每年都要花大量时间修改教学大纲和人才培养方案，但实际上，日常教学很难按这个大纲去安排。去年，为了应对为期半个月的学科评估，王森来来回回地写材料，忙活了一年的时间。吴建军也有同感，“各种材料，无数次不定期地随时抽查，随时推倒重来。”这些材料包括基础的学生作业、期末表现，还包括教学分析报告。
然后是全流程监管。吴建军感到，所谓的信息化办公系统，就是用来不间断地对老师和学生进行监控。一个新概念是“无感听课”。教室里装上几个摄像头，360度全天候监控，领导不定期查看监控画面，教师必须时刻站在能拍到的范围里，前三排学生得坐满。另一个概念是“抬头率”，学生抬头听课的比率，只有保持抬头状态的学生，才算是在认真听课。
这些监管让吴建军身心疲惫，他的身体出现了应激反应，“它（学校）一检查，我就生病。”吴建军说，“马上感冒，嗓子不舒服，浑身不舒服。”
江苏的石云觉得，教学已经变成表演，“最重要的是拿数据，让各个环节都看起来很努力，有事情在做”。她所在的学院从不给教师批假或调课，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是去开学术会议，还是病得严重，只要人还活着，就得去上课。因为病假调休关乎到另一项数据，影响学院之间年底的排名。
传统印象里的高校教师，工作稳定，自由，有寒暑假。但这两年，“青椒叙事”早已不是这样了。石云说，所谓的自由，就是自由地加班。她如今身兼数职，教学、科研、行政管理。早上睁开眼就要工作，晚上12点还在给同事发消息。对有科研志向的青年教师来说，寒假更是不可能休息。每年3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接受送审，从12月开始，教师就得为自己30页的立项书精雕细琢。
高校教师的性价比逐年降低。石云说，如果让她给博士毕业生建议，她会讲清楚所有弊端，但如果对方对科研有热情、有理想，她还是会鼓励他们进高校。
她自己就是这样。虽然不能成为所谓的学术大佬，但石云说，她对学术仍然有理想，如果离开高校去做公务员，或者去教培机构，谋生当然可以，但精神层面的滋养，就会弱很多。
再三思虑后，王森决定告别科研。她感觉自己从读博到工作，一直走在世俗层面“正确”的道路上，但她越来越感到，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她想要的，她没有找到科研的真正的意义。辞职前不久，她在三个星期里感染了两次甲流，也是因为生病，她突然意识到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可以放手的。在辞职报告上盖完公章，她感到释怀，“它（辞职）就在我的计划里头的，博士毕业时我就想休息一年，无奈父母像催婚一样催我尽快工作，这一等就晚了七年”。
之后，王森打算去做独立老师，给学生提供学业规划咨询。教书育人仍是她的热情所在，她希望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帮助他们找到擅长之处。这是在如今的大学里，她难以实现的。
* 应对方要求，文中唐文生、石云、刘一均、吴建军、王森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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