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家庭，生育从不只是一个医学议题，它牵连着身体与血缘，也关乎家庭、情感与代际延续。
在这场生命的接力中，精子库正在成为越来越多故事的起点。截至2024年年底，全国开展辅助生殖技术的医疗机构已有633家，经批准设立的人类精子库达29家。其中，成立于1981年的中信湘雅精子库，是国内最早建立、目前规模最大的人类精子库，精液样本超过18万份，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历程。
黄川是中信湘雅人类精子库的副主任，已在生殖医学一线工作了十一年。十余年间，她观察到年轻男性的精子质量持续下滑。如今，捐精志愿者的合格率甚至不足20%。这意味着，每五个前来捐精的人中，仅有一人达标。
走进精子库的人群却比以往更加多元：有为补贴而来的大学生、希望保存生育力的癌症患者、长期处于高压状态担忧生育功能的白领，还有计划冻精“以防万一”的中年人。
有人为未雨绸缪，也有人只为确认一句：“我还能当父亲吗？”兴奋、迟疑、沉默与释然，这些复杂的情绪，常常在同一条走廊里依次上演。
技术的进步不断拓展生育的可能性，但最终决定是否迈出这一步的，始终是人。
以下是黄川博士的观察和讲述。
精子质量下滑成趋势，
捐精合格率低于20%
现在来捐精的群体，以在校大学生为主力。这些“新同学”普遍更放得开，面对工作人员也更放松，愿意主动交流。
但五到十年前，情况大不相同。那时的捐献者常明显更紧张，拿采精杯时不敢看人，常常小声嘀咕：“怎么是女护士来发？”“这些问题一定要回答吗？”羞涩几乎写在脸上。
1983年诞生我国首个冷冻精液人工授精婴儿，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绝大多数人来捐精是冲着营养补助。“钱什么时候到账？”是他们最常问的问题。
不同省份的补贴略有差异，但整体差距不大——完成整个捐献周期，通常能获得六七千元。
当然，也有极少数人是出于公益初衷，他们会认真地说：“我只是想为中国的辅助生殖事业做点贡献。”
我们精子库对志愿者的年龄要求是20至35岁，虽然部分35岁以上的男性精子参数仍能达到基本标准，但在实际使用中，其受精率往往略有下降。因此，偶尔个别超龄者主动前来，反复沟通希望能“破例”，我们也只能婉拒。截至目前，我们的精子库里还没有出现过一个35岁以上志愿者精液完全合格的案例。
按照国家标准，男性每毫升精液中含有1500万以上精子、前向运动活力达到32%，就可被判定为“正常生育水平”。而在精子库的实际操作中，这一门槛要更高。以我们精子库为例，要求精子浓度标准不低于每毫升六千万个精子，活力要求则需达到50%。更高的门槛，是为了确保样本安全可靠，有更高的使用价值，这也意味着，不少人被挡在了合格线之外。
精子封存区，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从我们接触的大量样本来看，国内年轻男性的精子质量确实在持续下降。
以前，精子库每年大概能接待四五千名第一次来的志愿者，经过多轮筛查，最终能留下的大约是一千多人。而今年符合标准的“新同学”还不足四百人，不到往年的三分之一。
在2025年全国精子库未来发展建设研讨会上，多地精子库负责人也反映了类似趋势：志愿者平均合格率徘徊在20%左右，部分地区甚至已经跌破15%。我们所看见的，是全国男性精子质量整体走低的一个缩影。
精子质量的下滑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我们在一项针对大学生群体的实验中发现了一个有趣现象：大一、大二学生的精子质量普遍优于大三、大四学生。前者大多仍保持着高中时期相对规律的作息；而进入高年级后，熬夜、外卖、打游戏等习惯逐渐固化，精子浓度与活力也随之下降。
工作人员正在保存精子，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这些年，网上流传着“可乐杀精”“熬夜导致不育”等说法，从专业角度看，这些更多是相关关系，而非直接因果。在临床医学中，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对精子质量存在因果关系的只有禁欲时间。根据国际临床指南推荐，理想禁欲期为2到7天，此时精子质量最高。
面对不合格的检查结果时，我们会尽量耐心地跟志愿者解释，“不是你们有问题，而是我们的筛选标准太高了。”多数人能理解，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心态开放，听完解释后会笑着说：“肯定是最近熬夜太多了，我平时状态挺好的。”
“185+博士”最抢手，
供精子女担心近亲结婚
对于捐献精子的使用，我国依然实行严格的“双盲制度”：供者匿名捐献，无法知晓其精子的具体去向和所生子女的数量；接受供精的夫妇也无法获知捐献者的真实身份，只能了解最基础的信息——如身高、体重、学历等，这是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各方隐私，避免潜在的伦理纠纷。
国家还对精子使用的上限作出明确规定，一名捐献者的精子最多只能使五位女性受孕。这不仅是技术规范，更是出于对遗传安全的考量，防止未来可能出现的近亲婚配风险。
事实上，这一规定背后有着深刻的国际教训。荷兰就曾曝出大规模捐精滥用事件：至少85名捐精者的精子被用于25个以上家庭，个别捐献者的后代数量高达50至75人。
更令人震惊的是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唐纳德·克莱恩案”，一名生殖医生多次使用自己的精子为女性进行人工授精。多年后，这些孩子通过家用DNA检测仪器发现彼此为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最终追查到同一个“父亲”。据估计，他留下了近百名后代。
这些事件不仅摧毁了医患之间的基本信任，更暴露了辅助生殖领域在伦理监督与法律责任的严重缺失。
工作人员正在对于精液进行检查，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正是因为历史上这些失控的案例，各国逐步建立起严格的供精管理制度。然而，当制度框架内逐渐完善时，人们关注的焦点便从“如何防止滥用”转向了“挑选最优基因”。
在合规的前提下，人们对“理想父亲”的想象，开始在申请表上细致展开。
在挑选供精样本时，受者的要求五花八门。有人执着于双眼皮，有人希望捐献者和自己丈夫相貌相似；也有人在申请表上认真写下“擅长数独”“热爱运动”等具体特质。偶尔还有人会特别注明星座、血型，甚至问医生：“能不能帮我找一个金牛座的？”
在诸多要求中，有两个条件几乎是共识：身高与学历。绝大多数受者希望捐献者身高在180厘米以上，学历最好是博士。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位女性堵在门诊外坚持要求“身高185以上、毕业于国防科技大学的博士”。面对医生一再解释库中没有这样的样本，她仍不愿离开，最后说：“那我等，要不就清华北大，退一步，985院校毕业也行。”
面对这种普遍的高期待，医生常常不得不劝解：“可以多勾几个选项，本科也可以考虑，否则很难匹配。”
因为在精子库的筛选系统里，“185+博士”是最抢手的组合，却也是最稀缺的资源。这样的样本，往往数年才出现一位。
所有筛选条件里，血型才是真正不可逾越的硬门槛。我们必须确保供者精子与受者卵子结合后孕育出的孩子，其血型与这对夫妻自然生育时可能产生的血型完全一致。只有当血型在科学上“对得上”，父母才真正拥有选择的余地——他们可以坦然告知孩子身世的真相，也可以让他始终认为养父即是生父。
在国内，大多数夫妻最终选择不向孩子透露供精事实。这不仅关乎父亲的身份认同与尊严，更牵涉到家庭的稳定。
1981年建立了国内人类冷冻精子库，辅助生殖技术逐步发展，伦理与情感的复杂性依然存在，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我们也曾遇到过特殊的情况。一位年轻女孩从小就知道自己是通过供精出生的。
成年后，她与男友决定结婚，却突然被一个念头困扰——如果我们有血缘关系怎么办？带着这种不安，她拿着男友父亲的身份证来到医院，希望通过协助核对精子库档案，确认两人是否存在亲属关联。
我们立刻调取供精者相关信息，经过多重比对与核实，最终排除了两人之间任何血缘关系的可能。当结果揭晓的那一刻，她整个人明显放松下来，仿佛卸下了长久以来的重负。
冷冻精子，为数不多的“后悔药”
而这背后，是无数因“无精子症”而不得不选择供精的家庭。
近年来，检测结果为“无精子症”的病例呈上升趋势，越来越多男性面临自然受孕困难甚至不育的风险。对许多中国男性而言，在“传宗接代”观念的影响下，“无后”常常等同于男性价值的缺失。（“无精子症”并不等于“绝对没有精子”。其中一部分存在极少量存活精子，仍有机会通过显微取精等技术获取精子，用于辅助生殖。）
我们见过太多因此导致的情绪崩塌。有人听到“无精子症”后失声痛哭，也有人当场瘫坐在地。我记得一次诊疗室里，一位三十多岁的男性在听到这个结果后愣了很久，对医生连连磕头，声音颤抖：“求求医生，救救我吧……”
我也曾在身边见证过类似的挣扎。一位亲戚的检查结果显示，虽能取到极少量精子，但质量极差，连续几次试管均以失败告终。医生建议，既然政策已允许生二胎、三胎，不妨先考虑用供精，让他的妻子先怀上孩子；等身体调理好了，再尝试孕育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后代。
他犹豫了很久，最终选择了接受。
医学可以绕过生育的障碍，却无法替一个人回答：他该如何定义自己作为“父亲”的意义。
电影《匹田先生，恭喜你太太怀孕了》剧照，男主人公是患有“无精子症”的中年作家
在我看来，很多男性都值得考虑精子冷冻，这是目前相当成熟的生育力保存方式。这项技术的意义，也不只是保存精子。
如今，晚婚晚育已成为趋势，职业压力和生活节奏都在推迟人们的生育计划；另一方面，不孕不育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很多人等到真正想要孩子时，才发现身体条件已不如从前。我常半开玩笑地对患者说：“这可能是你人生中为数不多的‘后悔药’。”
尤其对于肿瘤患者这样的典型高风险群体，放疗和化疗对生育功能的损伤往往是不可逆的，但遗憾的是，很多人对此毫无准备。我曾在一次肿瘤学年会现场发过问卷，结果发现，就连肿瘤科医生对“生育力保存”也知之甚少，更谈不上主动推荐。
有时候我会想，推广生育力保存这件事，是否只是生殖医生的一厢情愿？我甚至问过父亲和身边的同事：“为什么不考虑冻精？”
得到的答案总是如出一辙：“没必要。”
这种普遍的淡漠曾让我产生自我怀疑，直到遇见一位确诊无精子症的患者。多次常规检查中，他的精液样本里始终未见一条精子。后来我们通过反复离心、拉片和显微镜筛查，终于捕捉到几条极其微弱摆动的尾巴。
当我把结果告诉他，并询问是否愿意尝试单精子冷冻时，他愣了几秒，随即眼泪就掉了下来。他反复确认：“你确定这是我的精子？”得到肯定答复后，他紧紧拉起妻子的手，冲出大门，开始给亲戚朋友轮番打电话：“我能生自己的孩子了！”
图片源于电影《匹田先生，恭喜你太太怀孕了》剧照
那一刻我才明白，对很多人来说，只要还能在显微镜下找到自己的精子，哪怕只有一条，也是一种希望。
我还曾参与过另一个案例，我们最终为那位男性成功冷冻了三条精子。为了捕捉这三条微弱的生命，我和同事轮流守在显微操作台前盯了半天，连午饭没顾上吃。后来奇迹发生了：其中一条精子完成了受精，那对夫妻后来迎来了他们的宝宝。
在国内，绝大多数无精子症患者仍会希望通过稀少精子或单精子冻存技术，配合试管婴儿，实现拥有亲生子女的愿望。只有在穷尽所有可能之后，他们才会艰难地考虑使用捐献样本。
对他们而言，那往往是最后、也是最难跨出的一步。
当然，也有例外。我曾遇到一对夫妻，男方其实能产生精子，但此前经历了两次胚胎移植失败，均以流产告终。后来，妻子身心俱疲，丈夫主动提出采用精子库的捐献样本：“只要能让我老婆少受点苦，这个孩子是不是我亲生的，已经不重要了。”
医生正在进行单精子冷冻，图片源于受访者提供
回望十一年前，我来到精子库读博士，刚参加工作时，我对这份职业没有太多特殊感受，只觉得是份需要耐心和技术的工作。直到后来一次次目睹情绪崩溃的患者，我才明白：那些在显微镜下进行的手术，不只是医学操作，而是牵涉着一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对成为父亲的渴望，甚至可能改变一个家庭未来的轨迹。
我渐渐意识到，精子库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它保存了多少样本，而是为许多面临疾病或生育困境的人提供选择，也是当人在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时，为自己争取的一线希望。
或许大多数人不会走进这里，但在某个时刻，对某个人来说，这一线希望，就是全部。
来源：十点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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