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人文旅行家遇上东方雪茄客 - 柬埔寨柬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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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出门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个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个美的宴会……空气总是明净的，近谷内不生烟，远山上不起霭，那美秀风景的全部正像画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闲暇的鉴赏。”这是徐志摩在1925年7月写下的一篇散文的开头，几天前，他还写过一首诗，《翡冷翠的一夜》。从此，这座意大利的古城在中文里就有了一个耀眼的名字——翡冷翠，不仅用字精致绮丽，还有文人的光环加持。这可不是每个城市都有的福气。俗话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可每当这样的时刻，我们才得以见识书生的权力，他们挥挥笔、动动情，就能为一座城市命名。对于中国文人而言，旅行是生活的一部分，绝不是节外生枝。徐志摩是一位文豪，也是一位情圣，更是一位旅行者。他行路、写诗、迷恋女人，是民国风范的代表。他的旅行以及生活方式并非走马观花，而是满腹经纶、富有才情。世界在他的笔下留下痕迹，他带着书，惦记着女伴，手里再点一支雪茄，还世界一个深情的背影。

不知世界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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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民国文人的远行之路都从留洋求学开始，徐志摩也不例外。1918年，他自费赴美留学，乘南京号轮，从上海浦江码头出发，取道横滨檀香山，经旧金山，横跨芝加哥、纽约等城，到达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就读于历史系三年级。他在太平洋的船舱中，挥笔写就一篇《启行赴美分致亲友文》，这是一种此后少见于他笔端的豪迈文章，其中写，“摩少鄙，不知世界之大，感社会之恶流，几何不丧其所操，而入醉生梦死之途，此其自为悲怜不暇，故益自奋勉，将悃悃愊愊，致其忠诚，以践今日之言。”他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叫汉密尔顿•徐，向美国建国后第一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敬意，致力于回国后进军金融实业界。但美利坚并没有给这位热血少年以答案，相反，那里的拜金与势利让他厌烦。两年后，他把目光转向另一个西方强国，准备跟随英国哲学家罗素继续深造。

横渡大西洋后，他拜师不成，只能在剑桥国王学院混着，研究政治经济学，没有专修的学位，只是一个旁听生，连固定的同学也没有，还和家中的妻子闹起了离婚。失意的人生总是文学最好的滋养。这远居英伦的孤寂岁月中，情圣徐志摩的魂灵慢慢苏醒，他在这里开始写诗、恋爱，就像他在一篇散文《吸烟与文化》中的自述：“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

他的诗意来自孤独，或者用他自己的解释，来自“单独”。他说“单独”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想一个人，或一座城，总是想要和他们有“单独的机会”，才能发现那人的真，那城的灵性。“我们这一辈子，认真说，能认识几个人？能认识几个地方？我们都是太匆忙，太没有单独的机会。说实话，我连我的本乡都没有什么了解。”只有长时间的独自远行，才能给他留出慨叹的空间。此时他的文章里写的都是“石上的苔痕”、“败草里的花鲜”、“水流的缓急”、“水草的滋长”，赴美之前那般豪言壮语不见了，现在的他是个多情的诗人，写起了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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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样的孤独中，他见到17岁的林徽因，陷入一场速战速败的爱情。从此之后，徐志摩的情史成了文坛一景，是理解他的另一条线索。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也因为和徐志摩的感情纠葛，进入了文学史。有人说，只有徐志摩一人把留学生活写得幸福无比，胜似天堂，其他作家如闻一多、老舍，都对昔日求学的国家没什么好印象。所以说，是旅行成就了徐志摩，也是爱情成就了徐志摩。几年后故地重游，他写出了至今流传最广的诗歌——《再别康桥》。

旅行可带书，不可带女人

旅居剑桥，是徐志摩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次壮游。此后，他在北京大学教授任上，也游历过苏、德、意、法等国；后出任《新月》杂志主编，再次周游英、美、日、印。他在旅途中所写的文章并未结集出版，散见在散文集中，比如《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意大利的天时小引》、《巴黎的鳞爪》、《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数量并不多，但有些已成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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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他写巴黎，“整个的巴黎就像是一床野鸭绒的垫褥，衬得你通体舒泰，硬骨头都给熏酥了的——有时许太热一些。那也不碍事，只要你受得住。赞美是多余的，正如赞美天堂是多余的；咒诅也是多余的，正如咒诅地狱是多余的。”他去西伯利亚，拜谒托尔斯泰、契诃夫和列宁，留下了最长的一篇游记，质量上乘，亦被看作他对苏俄革命看法的转折。其中既有对革命的理解，又生出了不解。

“莫斯科是似乎做定了运命的代理人了。只要世界上，不论哪一处，多翻一阵血浪，他们便自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近一步，你站在他们的地位看，这并不背谬，十分的合理。”早年间的政治豪情和后来的浪漫诗意在他的笔下纠缠，让徐志摩在路上留下的文字比诗人更犀利，比政客更柔软。“罗马是一个破烂的旧梦，爱寻梦的你去；纽约是Mammon（财神）的宫阙，拜金钱的你去；巴黎是一个肉艳的大坑，爱荒淫的你去；伦敦是一个煤烟的市场，慕文明的你去。”简直已是一副老驴友的腔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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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无条件地主张独游主义。多了伴，多少总叫人分心，“尤其是年轻的女伴，那是最危险最专制不过的旅伴，你应得躲避她，像你躲避青草里一条美丽的花蛇！”甚至有时连书也不是必需。徐志摩的经验是，在火车上，在客居的屋室，书是必需的。他自己就有一只专门装文件的皮箱，有书，有稿本，有日记，有书信，“多是见不得人的东西”。但在户外漫步，切莫把书带在身上。他说，“什么伟大的深沉的鼓舞的清明的优美的思想的根源不是可以在风籁中，云彩里，山势与地形的起伏里，花草的颜色与香息里寻得？”

在东方为雪茄正名在徐志摩那些脍炙人口的关于旅居的散文中，有一篇名为《吸烟与文化》的有趣文章，也从他在英国的经历开始谈起。他回忆，牛津或剑桥的多数学生都吸烟，老师学生皆然。在那里上学，除了要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还要学会抽烟，学会在沙发上摆出奇怪的坐姿，学会在吞云吐雾中冥思和高深莫测的谈话。一位英国教授说，要办一所学校，首先就要造一间吸烟室，然后才是宿舍、图书馆这些劳什子，课堂更是最末才要办的事情；牛津大学的导师们传授知识的秘密，就是“对准了他们的徒弟们抽烟”。这是徐志摩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法，他以这样的方式来暗示，以牛津、剑桥为代表的英国文化，其秘密就在烟斗里，在沉静放松的思考里，在自由开放的交谈里。而这一切，都是在吸烟室里发生的。在当时的英伦风尚里，能共同到吸烟室里分享上好的雪茄，这是上流社会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吸烟室不但是精英人群的社交重地，也是文化知识人思想碰撞的前沿。他甚至把这叫作“抽烟主义”。许多精英人才，都是“烟味儿给熏出来的！”我们无缘得见当日剑桥师尊们叼着雪茄传道授业解惑的摸样，只能想象青年徐志摩的翩翩风度。在青灯旁苦思，或在康桥边沉吟，手中携一支雪茄，闪着一点光，含情而不语，很能衬托他的性情。

事实上，徐志摩就是一位典型的东方雪茄客。他不仅为翡冷翠取了名字，雪茄的中文名亦拜他所赐。

相传在1924年，他在上海的一家私人会所宴请泰戈尔先生，泰戈尔也是一位忠实的雪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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