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的遗产：打开当今欧美政治的钥匙

正如理查德·沃林在《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一书导言中总结的那样，1968年仍然是一个当代政治必不可少的参照点：奥巴马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承诺会超越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分歧，将美国政治推进到一个平稳的新时期，其竞争对手、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的竞选活动则攻击奥巴马早年政治生涯中与60年代激进团体气象派的创始人威廉姆·阿耶斯交往甚密；2007年法国总统选举中，萨科奇利用2005年在巴黎郊区爆发的骚乱事件，批判 “五月风暴”降低了对权威的尊敬，使得无政府主义行为大行其道，宣称法国要迈过“五月风暴”这段历史，其竞选对手赛格琳娜·罗雅尔则将最后的选举集会场地选择在了夏莱蒂体育场，因为该地曾是左派所谓的“五月造反”中一场大规模政治集会的地点；在2001年的德国，一张展示了外交部长同时也是“前68分子”的约施卡·费舍尔的照片引起了轩然大波，这张照片记录了他当年在参与示威游行中向警察投掷砖头，激起了保守派们潮水般的谴责，他们声称费舍尔不适合担任外交部长一职。半个世纪前的这些事件依然是当今西方国家不可回避的遗产，如何将它们历史化关涉这些国家的当今政治。

1968对于欧美左派是有着符号性纪念意义的年份，提醒他们为平等斗争和开展大众运动的传统，今天包括自由主义左翼在内广义上的左翼都离不开“68一代”的影响。一方面，六十年代的运动极大地塑造了欧美当今左派的政治理念，使得平权理念的深入民心。六十年代末正是欧美发展的黄金时期，数十年高速腾飞的经济奠定了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格局，失业率和通胀率均处于历史低位，欧洲政府普遍实行的福利国家政策也提升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吸引力。在当时冷战的格局下，各国的左派运动迅速发展起来，与反战和平权运动相互联动。战后发端于英国的新左派运动和德国以及法国的新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新潮流，受中国影响的毛派也开始壮大，对包括传统左翼在内的旧体制发起了激进的批判。与此同时，受苏联影响的传统左派日益僵化，与新左派之间的分裂日益加深。五月风暴中，法国共产党反对毛派上街游行，协助政府阻止了学生和工人的联动，最终使得法共和新左派分裂。

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之所以能吸引如此之多的年轻人参与，在于新左派的理念极大迎合了西方战后婴儿潮一代对传统社会的反叛心理，层出不穷的社群运动也为年轻人参与政治提供了土壤。六十年代，北美和欧洲国家出现了很多带有民主社会主义色彩的组织。在北美，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SDS）发表了休伦港宣言，对共产主义进行了批评，主张以民主社会主义重建社会。欧洲的学运领袖尼埃尔·戈恩·贝恩迪特（Daniel Cohn-Bendit）、居伊·德波尔（Guy Debord）影响下的情境主义者（Situationist）等其他左翼团体也主要持民主社会主义的立场，他们怀疑乃至反对通过传统马列主义改造社会的可能性，转而诉诸新的个人主义理念。也有年轻人组成的鼓吹暴力革命的组织走上了暴力革命的道路，但对于大多数手拿红宝书的年轻人而言，毛主义更多是一种斗争武器，而不是运动的目的本身。在民主主义和福利主义深入民心的情况下，极左派乌托邦式的斗争理念也难以吸引到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支持。因此，当年闻名遐迩的巴德尔曼因霍夫集团、红色旅、气象派和年轻人想象中的毛主义一起最终都成为了历史名词。

另一方面，强调个人权利的传统自由主义产生了理论危机，对当时盛行的社群型平权诉求和公民不服从型政治运动的道义问题缺乏有效解释力。这催生出了美国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正义论》这样修正自由主义的理论经典，从公平概念出发就相关问题进行理论回应，试图解决个体条件差异化下的公平道义问题。自由主义左翼理念的发展还深刻影响了欧美主流社会，形成了捍卫弱者权利和追求公正的所谓“白左”文化。以种族问题为例，今天主流欧美社会普遍认为是“结构性歧视”带来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平等造成了非裔相对较低的教育程度和高犯罪率等问题，因而非裔有权利获取更多资源的倾斜以弥补这种初始条件的不平等。在极具争议的非法移民问题上，美国主流社会包括奥巴马这样的左翼政治精英一致反对遣返非法移民，而主张鼓励其以工作和教育等途径融入社会。欧洲近几十年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没能促进移民融入主流社会，反而造就了封闭的少数族裔社群，使少数族裔的社群权利与普适的个人权利产生冲突，为当代左翼自由主义提出了新的难题（详见笔者《欧洲多元文化主义的黄昏？》一文）。



其次，六十年代的左翼运动深刻影响了今日欧美左翼参与政治的方式。在美国，追求平等法律权利的民权运动和女性、同性恋及非裔等少数族裔的身份政治社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民权运动的斗争提供了这些群体对抗歧视的行动经验，各种社会不满群体如火如荼的抗议和不合作运动又增强了民权运动的合法性和战斗力。白人和非裔民权斗士们在反战和为非裔争取权利时，同性恋也学习他们的斗争策略在法院里追求平等，在联邦政府前游行示威，而非裔组织黑豹党和白人组织气象派也会为了共同目标合作开展武装斗争。1968年，马丁路德·金被暗杀，但他和马尔科姆·X等非裔活动家领导的运动帮助非裔实现了在政治选举、教育等方面的平等权利；1968年的美国政府迫于国内外反战压力，开始与北越政府在巴黎举行谈判，结束越南战争的路线图已经清晰可见；美国社会学学会于1968年声明要求社会消除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此前针对同性恋的歧视性法律已被相继取消，同性恋平权运动在六十年代亦取得了长足发展。

经历了六十年代的动荡后，民权斗争的遗产被以民权法案等法律形式确立下来；反战和反对权威的反文化以及同性恋逐渐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并演变成今天的政治正确；底层非裔社群没有忘却黑豹党等激进运动留下的逆向歧视遗产，将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等通过越轨和暴力行为内化为了一种亚文化；激进左派中除了像廉姆·阿耶斯这样转向社会改良主义的之外，还产生了“黑衣党”（Black Block）这样和极右翼分子一样充满攻击性的全球化群体。

在战后欧洲，左翼政党势力发展迅猛，其中包括以社会民主主义政党为代表的主流中左翼政党，而共产党在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树大根深，成为了主要政党势力。它们纷纷采取选举进入议会的方式参政，主张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更为重要的是，欧洲的产业工人阶级开始发挥出强大的动员参政能力，西欧国家的工会组织组织起了各种罢工游行。意大利于1968年发生了自发的大规模工人暴动，工人不仅要求统一提升工资，还要求改善工作环境，最终迫使中左翼政府在1970年通过了欧洲最亲工会权利的《工人权利法》。参与运动的工人随后将自发建立的工运组织与工会合并，扩充了工会组织的规模，加强了工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议价能力。此外，具有左翼诉求的环保主义和同性恋平权等运动也开始兴起，成为了至今有较强政治影响力的新左翼政治力量。

对于右派而言，1968意味着文明秩序的崩溃。他们认为，正是当年左派的激进运动造成了今天西方社会道德败坏、高犯罪率和经济乏力等问题。南加州大学美国问题研究专家Nicholas Cull教授认为，六十年代的大众运动对美国社会造成的分裂今天依然存在，不管是这种分裂是以种族议题还是广义的“文化战争”形式表现出来。宾西法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Amy Wax教授的观点则在保守主义者中更有代表性，她的两封公开信直言不讳反文化带来美国传统中产家庭道德的崩溃，导致美国的吸毒、犯罪、人口素质问题和极为不宽容的舆论环境，在美国舆论界引发了争议。

然而，Wax所言无非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美国新保守主义观点的新版本。当年尼克松正是凭借对六十年代反文化反权威风向的批判获得了众多拥趸坐上总统宝座，并开始了对全国范围内的民权运动和反文化组织的严密监控和打压。八十年代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深谙美国中产阶级的心理，呼吁重新回归家庭和发扬传统道德，对里根等新保守主义者获取更多美国中产阶级支持产生了显著作用。今天的特朗普则以更为露骨的方式批评美国左翼的做法博取美国中下层白人的好感，以此巩固自身和执政党的根基。

事实上，正如201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Angus Deaton指出的那样，美国的社会经济问题并不在于右翼所说的家庭责任等道德的缺失，而在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带来的中产阶级萎缩，而这一切源自八十年代以来延续了近三十年的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美国左翼政治精英长久以来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经济诉求，片面强调意识形态化的身份政治议题，使进步主义者们输掉了2016年的美国大选。

在欧洲，二十一世纪以来左翼纷纷丢失了所在国的执政党地位，究其根本原因不仅在于左翼政党的经济成绩并不理想，更在于无法提供区别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之外的可行选项。除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通过反对紧缩政策博得了选民的支持，左翼执政党也未能抓住金融危机的难得机遇推出具有吸引力的经济政策，致使欧洲的整个左翼政治面临低潮。此外，右翼民粹主义和“另类右翼”势力崛起，对既有的自由主义体系发起挑战，其蛊惑人心的口号获得了众多非右翼民众的支持。反观左翼却无法提出比新自由主义体系和孤立民族主义更有吸引力的理念和政策，而仍旧在重申缺乏实现条件的高福利主义和无条件开放政策。从1999年西雅图反全球化抗议到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左翼早已提出具有预见性的普适性诉求并获得了广泛关注，但却无法进一步提供建设性方案，因而也无法将对议题的关注转化为对左翼政治的支持。

在世界政治生态骤变的当下，左翼必须跳出意识形态化身份政治的窠臼，提升对经济议题的敏感度和专业政策水平，给出新自由主义和传统高福利主义之外的可行政策良方，才能获得更多大众支持，走出和民粹右翼分庭抗礼的道路。

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是相互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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