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最怀旧的一个名词即南洋，不错，是南洋，不是东南亚。虽然指同一个地方，但南洋与东南亚是两个世界，东南亚只是红色新闻的一个空洞的背景，而南洋却拥有一切色香味的细节：椰树的碧绿，雨中的老榕，卖猪仔船舱喧腾的汗味，南越法国殖民地的建筑，堤岸华人街的朴素，还有电影《情人》里梁家辉米色的西装和一顶白色礼帽，以及高棉的微笑，映照着湄公河的夕阳。
1900年代海峡殖民地的华人。 图片来源：Bettmann／Contributor／gettyimages
一个中国公民脱离中国国籍，成为其他国家的公民，那他还算中国人吗？拥抱华人文化，可以与“中国人”此一身份认同区别吗？这些问题，由不同海外华人回答，答案可能截然不同。对部分马来西亚、新加坡华人来说，中国可能仍是他们的“祖国”。
美国拉洛奇大学（La Roche University）社会学教授 Azlan Tajuddin，2018 年在“国际与全球研究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Studies）发表文章，从1826年英国开始在新加坡、马来亚及槟城建立殖民地，到1957 年马来西亚独立，讲述不同马来华人如何在流散海外的不安驱使下，构成对中国的政治身份认同。
牛津大学名誉教授、社会学家 Robin Cohen 认为，侨民社会身份的发展，多反映在“关于家园的集体记忆及神话；包括他们想像中的位置、历史及成就”。Tajuddin进一步指，“家园”的意识推动了年轻一代，努力在殖民统治下，重建自身不断消减的原有身份意识。只要“家园”意识成为侨民的信念，实践于日常生活中，便会变成社会认同的一部分，以此维持对“祖国”文化的渴望。
Tajuddin认为，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意识，主要在殖民时期形成。当时，不安开始在流散海外的华人社区浮现。当时，他们正在殖民地权力关系及身份认同上愈趋边缘。像其他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一样，殖民带来压制现代公民权利、种族及族裔不平等的制度。随着时间流逝，华人作为移民少数民族，处于次等地位，又开始与中国文化脱节，如何在种族多元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维持原有文化身份，成为挑战。
1881年，华商聚集在槟城岛的会所。 图片来源：J. Taylor／Wellcome Collection
Tajuddin指，15世纪中叶，首批到达马六甲苏丹国（Kesultanan Melayu Melaka）的华裔定居者，并没有适应问题。早期在当地港口成功致富的华商，部分与当地人通婚后继承马来习俗，即后来的“峇峇”。他们能适应当地环境、掌握当地语言，较易为社区所接纳。随着苏丹国日渐注重商业，他们的社会地位随之提高。1826年英国开始在马来西亚建立殖民统治后，不少峇峇便以买办身份，充当英国企业与当地地主间的桥梁。
不过，英国自中国南部输入的廉价劳工，与“峇峇”情况完全不同。Tajuddin 表示，许多散居各地的廉价劳工，只想赚钱然后回国。不久，东南亚的华侨，包括讲福建话、潮州话、客家话及广东话的族群，便构成“南洋华人”的身份。20世纪初，各社群身份认同已有差异。一方面，峇峇后代的社会地位一般较高，以过上西式生活并以自身混合的风俗为荣。另一方面，南洋华人主要从事低工资职业，与前者对比鲜明。Tajuddin形容，峇峇虽然尊重中国传统，却又认为在中国出生、后期来到当地、较贫穷的兄弟，是沉沦的一群，而致力于保持双方的社会距离。
Tajuddin引用海外华人研究学者王赓武的分析，指马来华人有上中下三个社会阶层：峇峇成功进入顶层，中层是一群受过中国教育的专业人士、来自中国的华文学校教师，而大多数人受雇的低薪华工则属于底层。Tajuddin认为，即使是受过教育的中层，仍没有能力区分国家及民族两个概念。同时，他们愈发焦虑，认为殖民主义及西化对中华文化及年轻一代有害，因此通过教育，激起很多底层华人以中国为中心的意识。又鉴于大多数底层华人不曾受教育，且仍然怀有带着财富回家园的梦想，这类观点容易引起他们共鸣。
Tajuddin指，部分马来亚华人，在自己生活的社会并不起眼。相反，在强烈的孝道观念暗示下，他们认为马来亚只是自己在中国的延伸或临时居所，且难以想像，要将主要由华人居住的社区的主权，向外国人奉上；自己的忠诚、义务都应留给中国。社会地位的差异，就是令1930年前，包括峇峇在内的马来亚华人，政治倾向平行各异的原因之一。
当然，部分后至的马来亚华人，亦有从商致富的机会。Tajuddin提到，部分中国出生的华人，通过家族企业及商会，在马来亚建立新的地方资本家体系，其商业技能及知识，甚至英国人亦无法比肩。他们在20年代经营的本地零售、小型银行及批发企业，发展成当地资本主义市场的营运支柱，得以跻身社会上层，成为马来亚及新加坡的新买办阶层。1874年生于大清的福建商人陈嘉庚，便同时是马来亚知名慈善家。Tajuddin指，新一批华商出现，激发许多文化组织、学校及新闻机构成立，包括陈嘉庚在1923年创办的华文报章“南洋商报”（Nanyang Press）。随着新来的华人人数增长，令峇峇们愈发不知所措，因为前者开始讥讽峇峇接受马来文化，认为他们已不是“纯正”的中国人。
至于马来亚社会中层的华人，则是当地推广中华文化的先锋。Tajuddin形容，这些“教育家”坚信马来亚的未来应与中国密不可分。他们一方面与精英阶层合作，为中国提供各种政治、赈灾捐赠，另一方面通过马来亚及新加坡的商会，在当地大兴华语教育。适逢1927年，以“三民主义”为宗的国民党，在中国北伐推动“中华民族”共同身份；Tajuddin认为，此时身在马来亚的华人教育家，开始了解良好的政体组织在侨民社会有多重要。国民党马上受他们追捧，不少商界精英亦为其提供财政支持，其中包括建设国民党马来亚党部分支及作融资。华人资本家通过对中国的慷慨贡献，维持了他们在侨民社会的领导地位。
马来亚华人的政治身份认同，取决于他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并持续到30年代。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加上国共争斗，一切另起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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