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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Ly Kent 编/Ly Kent、胡思云
1955年的吉隆坡。 图片来源：Ross／Fairfax Media via Getty Images
过去，英国只将华人视为殖民地的人力、经济及专业知识资本，不希望他们在政治范畴有所表现。1930年，海峡殖民地政府通过法令，宣布国民党在当地为非法组织。抗议该法令的民国政府，则保证国民党没有兴趣干涉马来亚与英国事务。美国拉洛奇大学社会学教授Azlan Tajuddin认为，散居马来亚的华人，对国民党专注本土、忽略他们的做法愈益不满。因为身在外地的他们，希望推动的政治议程，乃着重于马来亚华人本身，而非中国本土。
国民党在马来亚，同样面对马来亚共产党（MCP）的竞争。1937年爆发第二次中日战争，国共暂时合作；马共领袖亦加强与马来亚国民党员接触。Tajuddin 认为，马共以在马来亚建立中国卫星国的终极目标，令马来亚国民党员开始欣赏前者的共产主义事业，因为这意味他们长远会趋向集中于马来亚发展。马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地的分支机构，亦在1930年的非法组织之列，许多马共成员便进入马来亚及新加坡的华人组织活动。此外，马共又成功动员各种与华工福利有关的运动、渗透华文学校，不断加强反殖宣传。
Tajuddin指，共产党比国民党更能回应华人在当地社会、政治上感受到的格格不入及茫然情绪，于是马共的反殖主张，得到大量海外华人支持。殖民时期的华人移民认为，马来人在当时只是被征服、沦落的身份，故与早期的峇峇不同，他们不认为有必要融入马来文化。尽管有人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更倾向留在马来亚生活，但留下来意味要服从以马来苏丹们为最高文化象征的制度，这令他们反感。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共组成马来亚人民抗日军（MPAJA）。即使实际抗日规模不大，但他们在马来亚捍卫社区的信念，赢得英国人及大多数中国侨民的青睐。战后，马共即取得合法政治地位为奖励，加上国民党在马来亚势力的消退，马共成为主导当地华人的政治组织。英国更一度授权马来亚人民抗日军的成员，临时协助马来亚战后治安。但 Tajuddin 表示，此举带来灾难后果—— 马共向战时涉嫌与日本人合作的人士发起报复，其中包括很多住在偏远丛林的马来村民。他认为往后数年，马来人一直记恨马共在战后的暴行，为本已脆弱的两族关系添上伤痕。
1949年2月，英籍及马来族警察向一名老华人查询马共在该地区的活动。 图片来源：Bert Hardy／Picture Post／Hulton Archive／Getty Images
1946年，英国推动成立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为当地独立作出准备。其中，英国提出马来亚联邦公民身份，让所有人不分种族，皆享有平等的权利引发争议。对数百万华裔及印裔人士几乎无条件的开放入籍，会令当下的马来人人口比例变得愈来愈低。而联邦的共和构想，亦冲击马来苏丹们身为邦国元首拥有的权力。马来精英阶层担心自己的政治主导地位可能受损，遂与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UMNO）及其他马来民族运动联合起来。巫统以政党身份，威胁英国废除其马来亚联邦构想。
1948年，英国不想冒失去马来亚政治经济长远利益的风险，决定终止马来亚联邦，并根据“马来亚联合邦协定”（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于同年1月成立马来亚联合邦。巫统并要求回复马来苏丹们的政治地位、撤销前联邦下的公民法律，提倡“马来人的马来亚”（Malaya for Malays）。Tajuddin认为，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前的华人，政治上多认同马共，立场过于保守，未能跟即将独立的马来亚政府在谈判桌上谋取更大利益。
6月，马共创立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军（MNLA）开始袭击橡胶园、矿场、警局，并策划火车出轨、烧毁工人房屋，联合邦进入紧急状态。以丛林为基地的马共武装分子，取得贫困的华人支持，称行动为“反英民族解放战争”。Tajuddin 指，陈平带领的武装行动具种族本质，尽管马共成员人数已减少，但当地华人的政治身份认同并未真正脱离马共。对马来人而言，华人通过共产主义表达其民族意识，反映他们对马来亚的不忠诚。如此一来，华人在他们心中，已超过“逾期”居留的身份，更需要进一步缩减其权利，或将之全部驱逐。
中共在1949年赢得中国政权，使不少期待祖国统一已久的人尝试返回中国。不过，马来亚仍有许多华裔穷人选择留下，希望通过马共取得理想结果。直至 1951年，政府有力的平乱行动，严重打击马共及其追随者的士气。Tajuddin 认为，此时马来民族主义的兴起，加上英国为保日后经济利益，采取谨慎的政策，遏止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华民族主义者，在当地建立“祖国”身份认同的工作。此后，英国意识到需要有华人盟友组织，引导低下阶层的华人，摆脱过去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由受过英国教育、华商精英组成的马华公会（MCA）便成为支持对象。
1952年，马华公会便与巫统达成联合的权力分享关系。巫统拥有巨大政治影响力，马华则掌握金融财富，两者和马来亚印度国民大会党组成的联盟，在1955 年赢出独立前唯一的大选。而在起草“联邦宪法”时，双方协议承认马来人在土地所有权及民政管理上享有特殊地位，合资格的华人则可获授完整公民身份。
Tajuddin表示，结局并非如大多数华裔所望，但在当时，接受成为“次等公民”（secondary citizenship）已是唯一的选择。他又认为，中国侨民在当地获得的全新政治身份，能暂时缓解由文化、归属感有别而产生的不安感。新政治身份要求华人接受他们不再是马来亚华人（Chinese in Malaya），而是华裔马来亚人（Chinese-Malayan）。至于独立后的政治身份认同问题，是否“缓解”至今，抑或再起变化，则是后话。
上篇链接：南洋华人如何选择文化身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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