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金融的兴起，一些犯罪分子趁机作乱，借用网络平台和手机App，大肆进行电信诈骗和“套路贷”犯罪。新兴金融工具成为犯罪“热土”，暴露出金融、电信等部门的监管不足与制度漏洞，源头端治理刻不容缓。
1 “公司是当地招商来的，
河南省洛阳市新安县公安局曾侦破一起利用手机App进行“套路贷”犯罪的案件，抓获犯罪嫌疑人168名，这是洛阳市公安局建局以来抓获犯罪嫌疑人最多的一起案件。
经查，2019年4月至7月，犯罪嫌疑人通过购买的手机软件，虚假注册公司、虚假宣传，网络放贷1.8万余人次，电话催收1.3万余人次，获利1000多万元。暴力催收导致洛阳理工学院一名学生坠桥自杀，多名受害者精神异常。
河南省平顶山市郏县的范某是“套路贷”的受害者。2018年，25岁的他在手机App上借款1500元用于零花，不曾想掉进“套路贷”陷阱。他说，1500元用6天，扣掉手续费等，到手只有1050元，感觉利息特别高。两三天后，他就不断接到其他小贷平台的电话，声称自家利息低，不用审核。这些平台一次放款千元左右，最多不超过3000元，数日即须归还。为了周转，范某3个月先后在“魔法救急”等77个平台借款10万元，还款47万后，还欠18万元。
“每天一醒就想着今天该还哪几笔钱了，还有哪个亲戚没借过，该咋说……每天都浑浑噩噩，做不了任何事情，都是这种电话缠着你。”范某说，“一直到后来，自己都有点坚持不住了，想过自杀一了百了。”
后来，范某的家人发现他的异常，陪他到公安机关咨询，方知这是“套路贷”，他才得以脱身。不再还钱后，网贷平台和催收公司对范某和家人进行群发短信、P图等恶意骚扰和侮辱诽谤，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正常工作和生活。最后，范家人不得不全部换掉手机号，新婚妻子也提出离婚。
河南省公安厅有组织犯罪侦查队陈光辉告诉半月谈记者，像范某这样的受害者不胜枚举，有些流离失所，有些精神崩溃，有些为还钱走上犯罪道路。
陈某是安徽一家金融外包服务公司的客服部经理，公司承接多家网贷公司的催收业务。她管着40多个座席（催收员），工作内容就是抽查座席电话，指导他们按话术催收。每个座席每天至少要打400个电话，每催收回来1万元可提成1000元。
“我干这个两三年了，是正规渠道招聘进来的。公司是当地招商来的，也是正规企业，每年寒暑假都到大专院校招聘，还赞助当地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我怎么会想到这是违法的呢？”陈某反问，“如果放贷、催贷违法，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家？为什么没人管？这又不是很难查。包括我的手机，每天都收到很多要不要贷款的短信。”
9月15日，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法院， 检察官对12名“套路贷”恶势力犯罪集团成员 进行犯罪指控（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2 有牌照的有人管， 无牌照的“野蛮生长”
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的宗存生已经在刑侦一线工作数十年。他说，通过侦办电信诈骗、“套路贷”案件，警方发现当前网络上的贷款平台有相当一部分是非法的，存在很大的欺诈性，致使很多老百姓上当受骗。
网络上为什么有这么多非法网络贷款平台？河南省通信管理局网络安全管理处处长郑海清告诉记者，这种情况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技术手段落后。现有的全国诈骗电话防范系统，主要针对传统的语音电话网，手机、互联网没包含。二是主管部门不清晰。对互联网金融的源头端治理，到底是网信办、公安局还是通信管理局管理，都没有清晰的界定。三是打击手段落后，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高科技、信息化属性不相适应，大多数只能案发后识别。
一些不合理规定给网络诈骗提供了方便。联通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有一次营业厅一下来了几十位老年人，一看就是号贩子组织来的。工作人员报警，警察来后说号码没开，也没实施犯罪，管不了。最后，工作人员只好乖乖地给这些人开了号。河南联通网络与信息安全部副总经理陈戈说，公民有通信自由的权利，作为运营商，既然别人购买了服务，他们就不好进行拦截，不然会被投诉。
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责任边界存争议。“借贷宝”是九鼎控股打造的互联网金融平台，近年来因平台发生多起犯罪案件名誉受损。“借贷宝”公共关系部的杨某说，平台只是一个交易场所，按交易次数收费，至于交易行为是否违法，或是否签阴阳合同，无法掌握。
法律专家指出，互联网金融平台从本质上来说，是私法上的主体，但又有“公”的属性，理应承担更为广泛的责任。平台在公法意义上的责任分配，应达到一种平衡，既不因苛责而妨碍金融创新，也不因放纵而威胁金融稳定。
杨某说，互联网金融在我国出现后，国家曾给200多家互联网金融机构颁发过牌照，有效期5年。后来随着问题的出现，国家对这些机构进行整顿，持照企业数量下降近半。但新出现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国家未颁发牌照，也不将这些行为纳入监管范围，造成有牌照的有人管，无牌照的“野蛮生长”。
3 源头端治理刻不容缓
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吴林生认为，电信诈骗、“套路贷”等利用网络进行的犯罪，都属于高科技犯罪，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是技术手段的便捷性。这种远程实施的犯罪是一种蔓延性犯罪，被害人比较广泛，数额特别大。二是通常有一定的匿名性。这种犯罪与传统犯罪相比，侦破难度大，取证困难，对侦破成本、破案率等方面的要求比较高。互联网金融犯罪如果不得到及时遏制，法律的威慑与预防效应将失效。
他认为，源头端治理刻不容缓，三大运营商应担负起主力军的责任。通信自由权是相对的。运营商与用户有契约，既要保证信息源发送方的合法权利，也要保证接收方得到的是合法安全的信息。
（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赵紫剑说，我国互联网金融活动主要体现在三大类：一是互联网支付，二是互联网借贷，三是互联网众筹。这些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监管跟不上脚步。2011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开始对非银行支付机构推出牌照管理，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曾发布《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国务院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之后对P2P网络借贷逐步形成“1+3”监管框架，对第三方支付机构实行备付金集中存管。然而，由于互联网金融品类繁杂，前期的野蛮生长积累了不少问题，分业监管体制中存在一些制度和机构协调上的空白点，没有明确的职能部门对应管理。
赵紫剑认为，规范互联网金融，要充分发挥职能部门的监管作用、协会的互律作用、企业的自律作用以及金融消费者和社会的舆论监督作用。尤其是职能部门要主动积极监管，明确准入门槛；借助大数据提升监管效率和监管手段；厘清部门权限边界，加大协调配合，扩大社会宣传。
来源：《半月谈内部版》2020年第11期 记者：李丽静 杨金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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