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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采访的战线长得出乎我意料，历时2个多月，从2020年到2021年，是我入职柬单网以来，操作时间最长的一篇稿子。
2020年11月28日上午8时50分，我收到一个采访任务和几份采访资料，几名中国商人声称被一个柬埔寨华裔陈名康侵占巨额资产。我第一反应是把其当作普通的事件稿来写，3000字不到。毕竟在柬华人被骗钱的事件太多了，只是金额大小的区别。
复杂的人物关系网
于是，我开始联系当事人陈新柏，但过程并不简单。采访资料中并没有提供陈总的微信或手机号，但有其它当事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董华伟，他委托陈名康购买的新车被陈名康卖掉。
当我终于通过董华伟拿到陈新柏的联系方式时，采访依然不太顺利。由于受地点限制，我一般是线上采访，所以我照常先邀请陈新柏进行线上采访。但他坚持线下采访，哪怕他人在湖北。
这时，我开始意识到，也许这个采访比我想象中要复杂得多。
经过反复沟通，线下采访时间定为12月10日，主编陪同我外出采访。
采访前的准备工作也做了很久。主编首先让我整理人物关系图和时间线，然后列出所有疑点，其中最重要的，是资金来源与走向。我把整理好的内容写在白板上，约150厘米×90厘米的空间被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字填满。主编决定，把这个采访当作调查报道来写，而不是单纯的事件稿。
双方的复杂关系网，涉及面广，让我有点始料未及。但我和主编采取一个原则：“线索走到哪里，我们就在哪里，证据到哪里，我们就写到哪里。”其余的就是梳理、分析、求证、总结、核实。
实地采访进行了3个多小时，到场的人不只有陈新柏，还有他的两位朋友，以及另一个当事人刘斌，据说他是从惠州过来的。
在采访中，我们了解到很多此前资料中没有的内容，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陈新柏和陈名康耐人寻味的关系。陈新柏多次强调，他是把陈名康当儿子养的，对他不薄，给他不少赚钱的机会。我联想到柬埔寨华人圈发生的负面新闻，似乎多多少少都离不开中国的“家传统”。
因为时间点实在太多，连当事人也不太记清所有对应的时间，而且涉及的人物越来越多，虽然这有助于我更加全面地了解这场纠纷，但我也意识到，后期整理采访材料将会是个巨大的任务。
我在40多份文件中求证
采访结束后，进入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求陈新柏他们提供所有相关证据，包括双方买卖合同、代持协议、谈话录音、采访、法院传票、法院诉讼、资金证明等。
问题又来了，大部分证据都是柬语，仅有少部分是中柬双语。一篇调查报道的基础程序，是必须一一核实所有材料，因此我还得去找翻译。为了加快进展，我去找了翻译效率比较高的中国翻译团队。尽管如此，因碰上圣诞节，完成翻译的时间仍比我期望的要慢近一周。
随后，我开始进入真正的信息核实阶段。我们选择以资金流向为主线，同时综合超过40份各种各样的文件和多方说法等信息，保证准确真实。
初稿在12月31日完成，2020年的尾巴。根据主编的要求，我一再修改稿件，去掉了体现态度倾向的部分，只保留经过核实的信息。直到发稿前夕，我和主编仍然在试图核实报道的一些细节。
虽然在柬华人早已对“杀熟案”见怪不怪，不过文章发出后，反响依然热烈，很多用户分享了自己被熟人坑的经历，或者说出对这场纠纷的看法。
随着阅读量和评论量的上升，我感受到的不是成就和喜悦，而是惊慌和失望。对此有共鸣的用户数量多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而是一件悲哀的事。
当中国人在柬埔寨投资，损失惨重并非因经营不善，而是源于身边人的“捅几刀”；如果一个资金比较充足的大老板被坑都无法顺利维权，换做是小本生意的老板被坑，岂不是如砧板上的肉，坐等被割。
我忍不住思考，这样的发声和采访到底有何意义？这对柬埔寨的营商环境有什么影响？为此中国人被坑的事件会变少吗？我不敢说“杜绝”，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完全避免这类事件，我在意的，是否有成本较低、没有什么资本门槛的维权方式。
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韩国电影《犯罪都市》里，来自哈尔滨的黑帮组织在首尔加里峰洞横行霸道，索要同胞的钱财，甚至肢解同胞，呈现了一个盘根错折的同胞圈社会生态系统。
《犯罪都市》剧照
当然，展现这些不是为了简单归因，这场涉及308万美金的资产纠纷，有着多方面因素，也存在多方的博弈。
重要的是应该有发声，有反思。因此，看到陈新柏他们打了1年多的官司，即便也败诉过，我很佩服他们的坚持。我认为，他们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不管结果如何，或将为在柬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投资者提供一个维权的示范。如果赢了，甚至能给予赴柬华人莫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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