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没有寒冬

2019年起，一股东南亚建厂潮席卷浙江，时至今日，这份火热似乎丝毫未减——涌金君发现，杭州入秋时节，浙江许多中小企业的老板、高管，微信朋友圈定位纷纷落在了东南亚。这波热潮里，浙江外贸企业探访东南亚的趋势正不断演进，从大企业的“豪掷”布局转向中小企业的频频试水。这片土地上，是什么在吸引他们？背后是否仍有隐忧？


01
中小企业缘何“走出去”？
回头看，制造业的第一波“下南洋”潮出现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国内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家电、家具、纺织等，看中当地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纷纷把目光转向东南亚。

但在当时，这些原因并没有推动更多中小企业外迁。因为看产业链，依旧是中国完备；看生产效率，依旧是中国更高。

这一次不同。

首先，这一波潮涌背后，有关税壁垒的冲击，作为对成本最敏感的群体，中小企业势必闻风而动。

自2018年起，美国开始对大量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许多客户都开始提醒我们想办法，否则成本太高，订单就没办法给我们。”一家外贸企业说。



更重要的是，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与调整，朝着区域化、本地化、碎片化方向发展，促使中小企业向外布局、占据即将失去的市场。

“客户已经出来了，我们不得不来。”北仑一家中型家电企业此前在东南亚选址，徘徊在泰国、印尼和柬埔寨之间，直到它的大客户美的集团在泰国建立了一座占地达20.8万平方米的空调生产工厂。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分析，美国、欧洲纷纷提出“再工业化”，鼓励制造业回流，并通过近岸外包、友岸外包等方式，降低产业链供应链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依赖。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海外投资建厂就不再只是企业降低成本的“选项”，而是必然选择了。只有这样，才能继续作为供货商，融入重构的产业链供应链，继续占据话语权和影响力。

此外，东南亚趋于完备的产业链配套，正吸引着更多企业布局。

比如，就在上周，吉利控股集团官宣了与马来西亚DRB-HICOM集团的合作，建设马来西亚丹绒马林汽车高科技谷。



为什么是马来西亚？浙江省境外投资企业协会秘书长倪丽娟分析，中国和马来西亚在汽车制造业、数字经济以及新能源合作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也有着较高的劳动力素质。此外，中马关系一直以来较为稳定，也是企业考量投资时的重要因素。

吉利此次的“官宣”中，就提到了培育马来西亚本土供应链，覆盖东盟市场。这一大动作，势必带动上下游的中国汽配企业布局马来西亚。

不仅如此，政策东风也青睐东南亚。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叠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生效，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将越发便利、实惠和活跃。

02
企业家心态之变

“成本再高也要出来，离客户更近，才有订单。”

一家外贸企业的话，代表着无数中小企业的心声。最近一段时间，他们开始挖掘更小众的东南亚厂址。

譬如柬埔寨，最近就有温州的手机配件企业落地；而服装、纺织等传统行业，则去到了缅甸建厂。“没办法，我们后出海，泰国、印尼等地的成本已经无法抵消建厂投入了。”一家刚刚投资缅甸的服装企业老板说。



当下，利润已经不再是企业全球选址的首要考虑因素，更多中小企业开始从战略意义考虑布局——东南亚，是企业保有全球市场占有率的兵家必争之地，更是市场本身。

“除了在当地建厂，更应该把东南亚作为信息收集中心、品牌总部。”一家跨国企业负责人分析，以跨境零售商品为例，东盟市场有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值得挖掘。前期建厂成本的确较高，但一旦成功抓住市场，就能在弥补前期投入的同时，实现快速增长。

回到投资本身，海外投资风险高，对中小企业而言，最有保障的方式之一就是“抱团”走出去。

比如，把工厂选址在经过认证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借助运营方的经验和平台，节省大量海外经营的成本，同时抵御风险。

今年，浙江省委提出实施“地瓜经济”提能升级“一号开放工程”，鼓励企业“抱团”走出去。这其中，浙江的18个国家级和省级境外经贸合作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

比如位于墨西哥的北美华富山工业园，运营方华立集团考虑到政治、法律、市场等各类风险因素，在项目伊始就选择了与墨西哥当地家族Santos合作。“在境外运营园区，与当地的深度融合是重要的课题。”有关负责人介绍。



但园区并非一劳永逸。经贸合作园的形式，很容易形成区域地价和人力成本超过合理范围的飞涨。

比如，自从特斯拉公布在墨西哥的选址，周边工业园区地价飞涨，迎来一地难求的局面。随着工厂投产，还将“卷”动周边劳动力成本的飞涨，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小压力。

面对这种普遍的困境，倪丽娟建议，“抱团”走出去，也可以切换思路。

例如，围绕龙头企业的需求，有规划地在当地布局。“作为供货商，要紧抓链主企业的选址，在其周边去配套。而不是在缺乏系统的行业规划的情况下，‘一窝蜂’地涌向同一个成本洼地市场，让成本水涨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