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去，从改变认知开始——东南亚之行有感

“走出去”，不仅是对于企业、国家而言，更是对个人而言。“走出去”，不仅是一种宣言，更应该落实成为一种个人行动与群体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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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在国内新闻舆论网站对“柬埔寨”进行关键词查询，你可见网页上充斥着“治安不佳”、“诈骗不断”等字眼，也反映了国内民众所形成的关于柬埔寨的印象多是负面和消极。但正如许多西方国家民众对中国形成的刻板印象一样，若仅从新闻上获取信息从而塑造自身对于另一个国家、另一个群体的印象，那将是片面、割裂，因而也是不真实的。更为危险的是，当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盛行甚至形成偏见后，这种印象会因为群体内部的信息交互和身份认同而进一步加深，最终可能转化为行为上的矛盾与冲突。
我自己不太能接受诸如《消失的爱人》等影视作品中对于东南亚刻板印象的传播，其并不利于中国与东南亚民众的往来交流。这种舆论媒体对于刻板印象的渲染更可以从社交软件空间中看出。我的奶奶空闲时也喜欢看抖音上打着“爱国旗帜”，概不接受国外的言论的所谓“爱国博主”。从商业运营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并非都是爱国者，而是利用“爱国”口号来赚钱的“碍国者”。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既要看到其他国家的表层治理问题，更要挖掘其深层原因，理解一国政治、文化的复杂性，在去魅化后对于该国形成批判性认知，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各国的民心相通，促进国家外交、经贸关系的发展。
我学习的专业是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又时常被圈内同仁戏虐地称为“出租车司机专业”，意为出租车司机都能说上两句的专业。每次乘坐出租车，当被问及专业时，也确实都会发生非常尴尬的事情——司机师傅开始滔滔不绝地对中美关系侃侃而谈，对东南亚戳之以鼻，对巴以冲突义正严辞地针对其中一方进行批判。每个人都有对当下国际时局发表看法的权利，但是从当下这种权利行使的结果来看，我们的认知是有些片面但又不深刻的。
不仅是观念上，行为上的反思也是迫切需要的。我看到，在大理参加国际比赛时，我的一位罗马尼亚朋友因为长相上与我们的不同，而被“好奇”的古城景区的游客拿着手机对着脸摄像。当我们在进行这些行为的同时，是否又将“外国人”这一群体放在与我们平等的地位上了呢，最基本的隐私权仿佛在此刻不适用于他们身上。我看到，街边的一位路人冲到与我同行的匈牙利小哥面前大吼：“你在说什么话，我听不懂！”这种行为之下，是否理性又沦为了激情的奴隶？当“爱国”只停留在对抗、排斥与拒绝理解的浅层面时，或许将成为另一层面的“碍国”。
身处同样境地，当我们身在异乡时，你是否又期望遭遇这样的对待呢。我有许多留学在外的同学都切身遭遇过来自当地人的“恶意”。古有“以德报怨”，今有人际交往的黄金法则“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就如何对待他人”，恶恶相乘绝无法得出好结果，只是满足了人类生物性那一面的“报复”与“发泄”的快感。
反思之下，还需行动。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形象绝非是平面的，而是通过走近主体，从而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上得以立体展现的。笔者今年三月份前往缅甸时也有如此感受。国内网络上流传的缅甸乱象其实具有极强的地区限制，主要发生在缅甸北部边境地区，而非全缅，尤其需要与中部缅人聚集的邦与城市进行区别。在仰光调研的那些日子，虽然夜晚也有针对军政府办公设施的袭击事件发生，但是当你感受到白天的秩序井然，以佛教为主体宗教信仰国度的人民的友善，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个北部正处于混乱状态的国家。
缅甸调研之行中，我也发现中国企业在世界上愈来愈强大，但在社会这个软性层面却经常遭遇困境。因此笔者始终抱有的观点是，“一带一路”倡议要走出去，要在下一阶段取得成功，必须更加关注“当地”，关注社会层面，并且形成包含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社区、中资企业、使馆、当地政府等多元主体的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发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引导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将经济共建项目落实到实际，落实到每一个细节。平等地实际地做好一个包容的、负责人的角色，以融入当地，才是办成事情的关键。
同样地，来到柬埔寨之后，我看到的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热情待客的柬埔寨小哥；是爱好中华文化自学汉语五年的柬埔寨女孩；是回到国家后仍坚持要和我们定期通话的泰国小哥。当我们于夜晚的暹粒街头坐着“突突车”，聊着对方在遇到彼此之前对彼此国家的偏见而哈哈大笑时；当我们在令人惊艳的吴哥窟下共同走过石板路时；当我们共同陶醉在路边酒吧驻唱歌手的歌声与晚风混杂的空气中时，仿佛国籍、民族、宗教、语言与文化也不那么重要了，我们之间互通共情，共同享受着当下的美好。我想，如果说历史进步主义者认为人类文明将走向何方，一个包容和谐的社会一定是他们的答案。
同时，也是在模拟东盟领导人峰会的过程中，我代表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国家——老挝，并体会到了不同国家经济社会历史背景下需要面临问题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但也更在其中找到了合作的潜力与可能。通过东盟模式的会议运作，我也看到了达成共识的重要性。以及在这种达成共识的过程当中，我们得以对彼此的担忧、疑惑和需求有更好的表达和换位思考。例如在建设现代化数字基础设施的过程中，老挝作为经济水平并没有那么发达的国家，它的担忧更多的在于技术以及资金的获取，而不是土地及资源。在尊重双方主权以及其他权利的前提下，通过识别当地群众的需求，平等、互信地建立合作，从而达到“1+1>2”的效果，是双方领导人以及人民都乐于见到的。
从以上两点想法可以看出，社会抑或国家，个人抑或群体，在充分了解彼此之后，不仅可以收获更多的友谊，同时可以缔造更多的合作机会，真正实现互利共赢。而也是在通过比较的视野看待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才更好地感受到文化多样性的魅力。
消解刻板印象与偏见的最有效方式就在于打通两个群体的“交互壁垒”，使得沟通与交流畅通，并且在长期上降低交流成本，实现交流便捷化。经过三年疫情，这种群体间、文明间由于交流减少而造成的不理解程度增加了。而在当下，重启交流与沟通的关键渠道之一就是通过对话，尤其是民间的对话。作为青年，作为时代最具有创造能力，将来也将成为国际社会的中坚力量的青年们，则是对话的首要主体。我在今年参加了“中日韩青年峰会”“东盟青年领袖峰会”“荣昶杯（YICGG）青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赛”与“澜湄未来外交官研修计划”四场国际项目。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其他东亚国家的那些青年们非常优秀，并且对于国际事务保有更大的热情，这是我们中国青年应该学习的。中国青年的见识与视野，深刻影响着中国未来。

人类文明的本质意义在于生命展现形式的多元而非单一，这是我们谈全球化，谈可持续发展，谈和平，谈国际社会的未来时所讨论的本质。
全球治理即全球合作，合作即建立在人与人的互动之上。而其中关键便在于认知的改变。而最具有创新能力与合作意识的潜能的即是青年。笔者认为作为青年，当从自己做起，多“走出去”，与世界上其他青年交流，肯定自己的潜力和创造力，自信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全球事务治理中去。不同群体的矛盾大多源于不理解，只有沟通与交流才能消除刻板形象，进而减少冲突。
我们不可否认，东南亚仍有一些地方由于经济落后、政府管控能力不足而充斥种种乱象，但我们不得因为现实的不完善，因为发展阶段的问题而否定本体。
做一个胸怀广大的人，先从自己改变，改变行为，从而改变认知，是我们对国家，对这个时代所能做出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