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武汉，下午5点，23岁的李洋洋在社交App麦得（化名）上点开了一个男人的头像。男人的主页里有几张乖巧小猫的照片，看上去，他似乎是个温柔的爱猫人士。李洋洋渐渐放下了心理防备，跟男人兴致勃勃地聊起了猫。而这个说自己爱猫、家里很有钱、开着网店的年轻男人便是周东东。聊着聊着，周东东开始跟李洋洋提起自己的工作，说自己是淘宝网店代理人，正在找客服，问她感不感兴趣。李洋洋说自己只是实习生，每个月工资只有1500元，日子过得紧张，很缺钱。周东东遂劝李洋洋来他店里做客服，还问她有没有开通支付宝“小荷包”的服务。“要是想做客服，就得先自己垫笔钱，之后会还你的，我们都是这么操作的。”轻信了周东东承诺的李洋洋前前后后往“小荷包”里转了7笔钱，共1.4万元。周东东要李洋洋把“小荷包”的邀请码发给她，虽然隐隐感觉到不对劲，但她还是发了。而当李洋洋刚准备修改转出限额的时候，“小荷包”里的钱就分批被全部转走了。她给客服打去电话，得知被骗后，便报了警。然而，李洋洋的遭遇还在不断重演着。2021年12月16日，18岁的黄明希在重庆被骗3000元；2022年4月29日，23岁的尹兰在四川成都被骗走1.9万元；2022年5月17日，23岁的陈星星在广东广州被骗了3000元……尽管周东东每次的聊天方式和对话内容都不同，被害人遍布全国各地，可这些案件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招聘淘宝客服兼职的话术、一款叫支付宝“小荷包”的工具、被害人都是18至26岁年轻且缺钱用的女性。支付宝“小荷包”是一款可供多人共同存钱、共同取现支付的资金结算工具，对有共同攒钱和花钱需要的朋友或家人来说很方便。可对于那些不熟悉其功能的人来说，他们可能根本想象不到，只要邀请了好友进入自己的“小荷包”，好友就能自由转出他们账户里的钱。而这种认知上的差异，就是周东东行骗的基础。周东东和自己在网上认识的好友陈子涵住在一起。两人都很年轻，他们一起窝在出租屋里，整日无所事事。周东东知道要骗钱，就得多准备一些微信和支付宝账号，因为怕公安机关追查到，所以每个账号用一段时间，他就会注销。
支付宝账号是周东东从陈子涵那儿要来的，周东东用他的身份证办了电话卡。陈子涵知道他可能在做些坏事，可现在房租也是周东东付的，两人生活潇洒又快乐。只要这种生活能继续下去，他觉得自己没必要知道。
一开始，周东东只是想骗点钱花。可看着那些迫切想把钱追回来的女孩，周东东想到或许可以用退款来威胁这些女孩裸聊。因为他知道人在最绝望的时候，理智和判断能力会减弱。发现自己转进“小荷包”里的钱没了后，在奶茶店打工的黄明希很绝望，也不敢跟家里人说。看着交房租的日子逼近，她求周东东：“我真的没钱吃饭了，我的圈子小，能借的我借不到，人家也有事要用。”周东东不为所动，他的态度很强硬，要么裸聊，要么免谈。黄明希并不知道周东东说的“裸聊”具体该怎么做。接通视频后，她只能按照周东东的要求，一点点脱去衣服，把摄像头对准自己的身体，然后碰触着身体的隐私部位。只要她有想停的举动，周东东就会威胁她：“你钱不想要了吗？”整个过程持续了七八分钟，可周东东非但没有还钱，还告诉黄明希自己录了屏，如果不想被泄露出去，就得继续找朋友和家人借钱。可此时的黄明希已经身无分文。周东东把她拉黑了，立刻转向了下一个目标。
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一开始以为是个案，可随着调查的深入，他们发现这是一起涉及地域极广、被害人众多的案件。在反诈平台输入案件关键信息后，一些被害人浮出水面，可还有更多的被害人并未留下报警记录，也无从查找到她们的身份。该案的承办检察官李超说，其实周东东在行骗时，已经在麦得App进行了一轮匹配，并筛选剔除掉了那些不容易上当受骗的人，这大大减少了他的犯罪成本。这起案件的众多被害人接受周东东客服工作的原因都非常单纯：“兼职也好，小时工也罢，能让我多赚点钱，干一天活拿一天工资就行。”把钱骗来后，周东东告诉她们：“我已经把你拉黑了，这个钱你想追也追不回来。你的家人地址、联系方式我都有，你敢要钱，我就把信息和视频泄露出去。”对于很多年龄小、缺乏社会阅历和法律常识的女孩来说，她们不一定敢去报警。即便有的女孩报了警，但因为换了电话、搬了家，公安机关难以找到。即便真的找到了人，很多人要么根本不接电话，要么不愿意讲出自己被骗的经历。李超觉得自己能理解她们的做法，因为当女性的性自主权被侵犯以后，她们很难再完整地或愿意主动地把自己受侵害的过程讲述出来。当周东东和陈子涵被公安机关抓获时，两人骗来的钱已经被挥霍一空。经查，2021年12月至2022年7月，周东东参与实施诈骗15起，涉案金额约10万余元；陈子涵参与实施诈骗14起，涉案金额约10万元。经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提起公诉，2023年6月14日，武汉市江汉区法院作出判决，被告人周东东犯盗窃罪、诈骗罪、强制侮辱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9000元，并责令其退赔违法所得的10万余元依法发还被害人。同年9月21日，陈子涵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七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如果每次诈骗案发生后，被害人都能去报案；如果被害人的每次报案，都能上到反诈平台，情况或许会不一样。”李超觉得即便身为弱势群体，即便被骗时处于完全的认知不平等状态，即便自我救济的能力在当时比较弱，但作为检察官，他还是希望，在遭遇诈骗后大家能够有勇气站出来。考虑到此案中被害人因自身权利受损，可能涉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李超将案件线索移送给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民行部门在尊重被害人意愿的前提下，向两名有需求的被害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并将救助线索移送至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帮助她们申请到了司法救助金。这笔钱或许只能救一时之急，但意义非凡。它就像伸出去的一双手，让她们知道，如果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事，可以报警，可以向他人求助，可以相信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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