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在路上，我亲眼见到一个不懂柬语的华侨惨遭凌迟处死。

1

违背规定 参与走私

我圆满完成了上级指令

1958年秋天，我，一名出生在金边、曾在西贡读书、1950年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青年华侨―――常修文，突然被党组织选中，奉命加入中国的隐蔽战线，参与境外情报搜集工作。

1959年3月，我前往金边，随后又进入越南南部的“敌占区”展开工作。

不久后党组织随即下达了新的工作指令：“必须设法在柬埔寨、越南之间，开辟一条通畅的绝对完全的交通线，准备在必要时输送人员和重要物资。”

这可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建成这样一条“绝对安全”的秘密交通线，偷渡边境要花钱，办理证件要花钱，广交朋友更要花钱……可我偏偏没钱！

1960年初，我重返西贡。考虑再三，我决定违背上级组织的相关规定，参与当地的走私活动。

(常修文和妻子)

我走遍了越、柬边界上的所有走私通道，以便最终选择一条最为合适的“秘密运输通道”。与此同时，我的走私能力和走私活动，也越来越成规模了。一年半之后，“安全和可靠的交通线”，已经有了清晰的轮廓。我则成了越、柬边界上众多“走私犯”中的佼佼者。我在边界的两侧，同时保持有“良好信誉”(缴纳足够的利润给缉私者)，以致我完成上级任务、“改邪归正”不再参与走私之后，许多我过去结识的走私者仍会把自己的货物存放在我这里，或者干脆把货物交给我，请我代为销售。

千万别以为我会坐在金边或者西贡的家里，休闲地等着我所雇佣的走私者“帮”我把私货偷偷运到目的地。无论旱季还是雨季，我都会穿行在丛山密林之中，参与走私。在那些不见天日的茂密丛林中，我走过迷宫式的小路；在那些被洪水淹没的白茫茫的湖面上，我在隐秘的水草丛中乘船潜行；在那些伸手不见五指的夜里，我曾和我的伙伴携带利刃，通过阴森可怕的地区―――因为那些地区据说有野兽，也有强盗。

脚上长着又粗又厚茧子的“苦力”，都是我这个“老板”雇佣的走私分子，他们说，这个“常老板”为了谋取厚利，真是不惜冒险、不惜吃苦！可是没人知道―――为了完成任务，我必须踏遍每一条走私小路，以便最终确定哪一条路才是最为安全的，哪一条路还可以作为“越、柬秘密通道”的备用之路。

2

放手赚钱 化敌为友

我成为境外“大商人”

1961年夏天，我再度回国汇报工作。组织上对我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并要求我“千方百计地在南越生根立足，创建基业，以便更进一步地开展工作。”这就是说，党组织认为我在境外的“挣钱方式”，对隐蔽战线未来的工作，十分有利。

根据“创建基业”之要求，返回金边后，在1962年的整整一年间，我更加放开手脚地大做生意。利用香港的自由贸易港地位，我从香港买入可以在金边和南越畅销的短波收音机、电视机、电唱机、唱片等物品，运回金边、运入西贡；同时，从香港购买人参、高丽参、西洋参、东北鹿茸等名贵中药材，利用航空包裹等形式，寄往金边……为了生意上的需要，我又和金边海关的官员们交上了朋友，通过他们帮忙，把各种货物作为旅客用品，报关进入。这样小批零的贩运，本钱小、课税少、周转快，可以立竿见影地积累资金。

与此同时，我开始学着买卖二手汽车，并利用父亲传授的部分医学知识，与人合作，在金边和西贡两个城市，先后开设了自己投资的制药厂。经过一段时间的商业运作，不但为今后的工作积累起了必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更好地掩护了我的真实身份，使我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更加巩固。

(常修文和妻子)

3

南越有战火 金边又政变

我的工作环境越加复杂

从1968、1969年开始，美军在南越的军事局面越来越糟糕。越共游击队在社主义阵营的支持下，越来越强大。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人策划了“朗诺政变”。整个柬埔寨，顿时陷入内战。

在纷乱的局势下，我的一位商界朋友对局势完全丧失了信心，于是提出：转让他的运输汽车队。而这时的我，根据组织指示，早已开始经营汽车运输，并已拥有10多辆卡车。看到机会不错，我决定代管朋友的那支车队，以便壮大自己的运输能力。

战火纷飞的年代，从事汽车运输当然是十分冒险的事，不过，战争的爆发也给汽车运输业带来了发财的机会，因为运输价格可以涨得很高——而且，作为党的情报人员，我必须坚持完组织交给的任务——在越柬边界，持续保障拥有一条安全的运输通道。

为了完成任务，我和朗诺政权的军人们也保持着良好关系，因为倘若没有军人和军车的护送，在那样的形势下，汽车运输几乎是不可能的。每次出车之前，我都会打印货物清单、汽车编号，然后交给金边军界的朋友，把属于我的车队编入军车序列，然后在军车、军人的保护下，穿行于战火纷飞的越柬边界。

4

红色高棉 杀入金边

中国特工被迫撤回国内

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混乱的局势再次发生巨变。这一天，红色高棉的军队终于攻入金边市区，郎诺的军队则溃败逃走。可是，刚刚进城的红色高棉军队负责人突然宣布：整个金边的约2万老百姓，必须全部撤退到贫困的山区去。

我迅速和上级取得联系，上级对柬埔寨局势的这一突然变化，显然也是毫无准备。 作为党员，作为中国隐蔽战线的外派情报人员，我必须遵照组织指令，带着我的家人，听从红色高棉的驱赶，撤出金边，开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凄惨、最无助、最痛苦的死亡之旅。历史学家后来证明，红色高绵对柬埔寨人民犯下的滔天罪恶，超过了柬埔寨的历代统治者！

我和我的全家，从此开始挣扎在死亡线上。撤退的途中以及在贫困山区生活的那些日子里，几乎每天都有无辜的柬埔寨百姓惨死在我们的面前……红色高棉的法西斯暴行，极大地败坏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名誉。他们把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和“死城”，大约有100万以上的柬埔寨民众，死在了这次大迁移和以后的贫困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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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我，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活像是今天照片上的非洲难民。而且，在没有任何药物的医治，我还染上了疟疾。万般无奈之下我决定“暴露”自己的真实的身份，因为我听说，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和红色高棉断交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向金边派出了唯一的驻柬大使。

我向红色高棉的一位十分友善的干部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请他帮我向金边“通报”。回国之后我才知道，恰在此时，我的上级领导，北京的部机关——也向中国驻金边大使发出了电报，请驻柬大使帮助寻找失散的中国情报人员。我的名字，就在这份电报之中。

1976年2月，我和我的家人终于在红色高棉的优待护送下，乘坐卡车，返回了几乎空无一人的金边，见到了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我国驻柬埔寨首任大使。三天后，我和我的全家登上了从金边飞往北京的客机。走下飞机，我的领导 “王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

*本文摘选自《逐浪湄河》，作者黄时明，出生于柬埔寨金边，原籍是广东普宁人。书中主人翁常修文，写的实际就是其本人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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